曲阜：長達兩千多年的榮耀

今天山東最有名的城市可能是濟南和青島，而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有名的城市一定是臨淄（今山東淄博）和曲阜。臨淄是齊國的都城，曲阜是魯國的都城。山東“齊魯大地”的稱呼，就是這樣來的。

魯國在曲阜建都800多年，不過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魯國沒有出名君，也沒有出名臣，卻出了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在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裏，孔子被尊為“聖人”。作為孔子故里，曲阜也成為後人拜謁的儒學聖地。

一座城市有什麼樣的文化氛圍，就會哺育什麼樣的城市個性，又會影響到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當孔子在曲阜生活的時候，那裏有怎樣的文化環境呢？

西周建立（西元前1046年），實行分封制，魯國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即姬旦，他是周成王的親叔叔，周朝典章禮樂制度的奠基人。當時周成王年幼，需要周公來輔佐，周公一時離不開西周的都城鎬京（今西安）。於是，周公的兒子伯禽就代父就封于魯，都城設在曲阜。曲阜遠離當時的文化中心，長期受到東夷文化的影響，所以文化方面要遠遠落後於中原地區。

如何治理好魯國？周公希望魯國實施他所確立的典章制度，把曲阜建設成禮儀之邦。伯禽完全秉承了父親的教誨，就藩魯國的時候，大車小輛裝的都是周朝的禮樂典籍、珍貴書籍。到了曲阜，伯禽著手改革：變其俗，革其禮（《史記·魯周公世家》）。久而久之，曲阜逐漸成為周文化向東傳播的一個根據地。

在孔子8歲（西元前544年）的時候，吳王壽夢的小兒子公子季札出使魯國。季札在曲阜欣賞到保存較為完備的周王室的音樂和舞蹈，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風》《豳風》《小雅》《大雅》等。

季札是春秋時期的一個名士，很有學問。當他在曲阜觀聽到這些雅樂時，一方面感到吃驚，另一方面深深陶醉其中，不住地讚嘆“美哉！美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季札當時出使的諸侯國還有齊國、晉國、衛國、鄭國等，但他感到曲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不是其他諸侯國都城可比。

在季札出訪曲阜三年後，晉國使臣韓宣子也到了曲阜。韓宣子也是一個學問家，他特意拜見了魯國的史官，並跟隨史官參觀了魯國的國家藏書。在這裡，韓宣子不僅見到了伯禽當年從鎬京帶到曲阜的《易》《象》等珍貴典籍，還看到了《春秋》等魯國新修的史書。他不禁感慨地説：“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

這兩個故事説明，曲阜不同於一般諸侯國的都城。它完整地保存著周朝的文化典籍和禮儀制度，是一個東方的禮儀之邦。

孔子生活在2500多年以前，那時候還沒有發明紙，書是寫在竹簡或木簡上，用牛皮繩編綴，很珍貴，也很有限。那時也沒有便利的交通條件，更沒有現代資訊技術，所以，一個地方的藏書數量、文化氛圍，決定了當地的文化環境。孔子很幸運，他能夠耳濡目染到周公帶到曲阜的禮儀規範，有機會學習曲阜珍貴的文化典籍。

大家知道，孔府、孔廟和孔林被稱為曲阜三孔，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産地。那麼，曲阜三孔是什麼時候形成的？為什麼會成為人們拜謁的聖地？從孔子一生學習、為政、從教的履歷來看，他似乎跟一般的知識分子沒有什麼不同，但在他去世後，各種榮譽接踵而至。三孔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孔子由凡人成為聖人的過程。

在把孔子“捧”為聖人這件事上，漢高祖劉邦居功至偉。漢高祖十二年（西元前195年）十月，劉邦率領大軍到淮南平定英布的叛亂。平叛之後，劉邦先回了趟家鄉沛縣，然後到曲阜祭祀孔子。劉邦祭孔用太牢，也就是牛、羊、豬三牲，這是當時國家祭祀的最高規格。漢高祖還封孔子的九世孫孔騰為奉祀君，並在曲阜召見了當地的儒生。

漢高祖為什麼要這樣做？漢高祖從小不拘小節，尤其不喜歡繁瑣的禮儀，因而也不喜歡儒生，但因為一件事，他改變了看法。

漢高祖五年（西元前202年），他掃滅項羽，舉辦慶功宴。文武群臣開懷暢飲，興之所至，有的揮劍砍大殿的柱子，有的過來摟著皇帝的脖子攀哥們……作為皇帝的劉邦深深覺得，這樣不好，很沒有面子。這時，一個來自薛地（今山東滕州）的儒生叔孫通出了個主意，説可以排演一套朝廷禮儀。漢高祖同意了，於是，叔孫通從曲阜徵召了30名儒生來到長安，共同擬定了一套體現皇權國威的禮儀，日夜演練。

漢高祖七年（西元前200年），長安的長樂宮建成，漢高祖按照新制定的朝廷禮儀大會群臣。只見宮殿內外戒備森嚴、儀仗林立，群臣按文東武西站立，嚴格按照君臣之禮朝見皇帝，充分顯示了帝王的尊貴。漢高祖高興萬分，不由感嘆：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叔孫通列傳》）。

漢高祖祭祀孔子的意義重大：第一，極大地提升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文化的地位。到了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孔子創立的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逐漸成為正統，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地位越來越高。

第二，開啟了歷代帝王來曲阜祭孔的先河。漢高祖是第一個以一國之君的身份到曲阜祭祀孔子的皇帝，在他之後，又有宋真宗、清康熙、清乾隆等11位皇帝，先後19次來到曲阜祭孔，拜謁孔廟和孔林。其中，乾隆皇帝一個人就先後來過8次。

每次帝王來曲阜拜祭，都要撥出府庫的銀兩，整修孔府、孔廟和孔林；同時整修城市的道路，並按慣例減免當地的賦稅；科舉制度推行後，還要增加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也給曲阜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一般來説，一座城市最繁榮的時候，往往是它建都的時候。但曲阜打破了這個規律，因為孔子，它的受關注程度沒有因為魯國的滅亡而降低，反而越來越高。曲阜肥沃的文化土壤哺育出了孔子；孔子又給生養他的曲阜帶來了長達2000多年的榮耀。這種現象，在中國城市史上獨一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