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魯生：文化遺産學的學術體系建設應突出學科交叉融合

【摘要】文化遺産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其蘊含的文化知識、學術思想和生産生活經驗需要中國特色的理論闡釋。現有的文化遺産相關學科，存在著學科間缺乏協同效應、難以培養複合型人才等問題，而文化復興戰略的實施和“交叉學科”門類的增設為文化遺産學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利於逐步推動其成為交叉學科下的一級學科並逐步發展為獨立的學科門類。文化遺産學的學術體系建設，應突出學科交叉融合，開展“超學科”學術研究，通過高校、行業與文博機構合作，進行知識體系的重構，構建多元人才培養機制，強化文化遺産學的話語與應用體系。

【關鍵詞】文化遺産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與應用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際發展環境深刻變化，各種風險和挑戰不斷增加，急需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提供重要的支撐作用。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要立足中國實際、尊重歷史規律、借鑒優秀經驗，不斷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的建設與創新工作①。近幾年，伴隨國家文化復興戰略的實施和文化産業的發展，文化遺産學受到關注。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文化遺産學在學科體系完善、學術體系構建、話語與應用體系創新等領域面臨著艱巨的建設任務。

一 文化遺産學面臨的問題與機遇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各國加強文化遺産保護與研究。作為擁有數量眾多、類型繁複文化遺産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我國推進文化遺産的發掘、保護以及創新利用，産業與實踐應用帶動了理論創新，我國在文化遺産的概念內涵與外延、保護與管理實踐應用、理論創新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相較于文化遺産實踐與理論領域的進步，文化遺産學學科體系的建設相對滯後。

（一）現有文化遺産學相關學科間缺乏協同。文化遺産內涵豐富、種類繁多，既有物質形態的，也有非物質形態的；既有個體特性的，也有群體共性的，等等。不同類型的文化遺産，其研究、保護、管理和運營等技術手段、理論方法必然存在差別。這種學科研究對象複雜性的存在，使學界在文化遺産學學科設立時很難達成共識，較難制定統一、科學的研究標準與研究範式。目前，我國高校內與文化遺産學相關專業設置和研究，大多從本區域歷史文化傳統和本校現有學科構成出發，對文化遺産學的學科定位和內涵拓展往往側重從文化遺産直接關聯專業角度探索發展路徑：或以藝術史、考古學為依託，或以建築學、民俗學為依託，在不同學科領域為文化遺産保護和發展事業培養了專業人才。與此同時，以藝術史、考古學、建築學和民族學為依託對文化遺産的研究，難免側重於單一領域或單一問題，將文化遺産進行跨地域、跨學科研究，實現資源共用的整體性、系統性、全面性研究的局面就很難出現，使得文化遺産直接關聯、間接關聯的學科既缺乏內部融合，也缺乏互動和協同，難以實現學科協同。

（二）現有相關學科專業設置不易培養複合型文化遺産專門人才。高等學校的根本任務是為國家、社會及行業培養優秀人才，高校的學科建設為培養優秀人才服務。我國在文化強國建設與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的關鍵時刻，迫切需要高校培養大量高層次創新型、複合型、應用型人才②。文化遺産學建設的缺失，使本領域具有創新意識、複合學科背景的應用型人才較為匱乏，與實踐發展形成了“倒挂”現象。受傳統學科框架局限，當前文化遺産學學科結構中的基本範疇、基本理論、基本方法以及知識體系、學科目標、學術價值，學科框架內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知識體系以及可能涉及學科群的集合與構成等尚未得到系統梳理③，難與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戰略思維的複合型人才目標相匹配。雖然各高校結合自身優勢開展文化遺産專業人才培養容易形成短期效益，但不可避免導致相關人才的知識背景較為單一，難以在傳統專業基礎之上拓寬知識結構，優化知識資訊，造成當前我國既懂得文化遺産本體與保護，又了解文化遺産管理與運營的複合型人才較為匱乏。

（三）文化遺産學設立的機遇已經成熟。2021年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通知，新設置“交叉學科”門類，成為中國第14個學科門類，並在該門類下設置了“積體電路科學與工程”和“國家安全學”兩個一級學科。文化遺産學作為涵蓋民族學、神話學、社會學、博物館學、教育學、心理學、傳播學、管理學、規劃學、建築學、生物學、化學等多學科的一門新興學科④，其屬性理應歸屬於交叉學科。交叉學科門類的提出，亦為文化遺産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設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二 文化遺産學的學科體系

1949年以來，我國先後修訂了四次學科專業目錄：1983年公佈的《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科專業目錄》》（試行草案）、1990年公佈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1997年公佈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2011年公佈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我國最新的學科規範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制定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設置與管理辦法》（學位〔2009〕10號），分總則、學科門類設置與調整、一級學科的設置與調整、二級學科的設置與調整、管理與職責、附則六章共18條。

（一）文化遺産相關學科專業已經出現在動態學科專業目錄中。文化遺産作為前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直接、最重要的載體。2021年5月，文化和旅遊部下發了《“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規劃》，從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發展目標、主要任務、文化保護、宣傳教育等方面對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作出了詳細規劃⑤。2021年4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下發了《關於推動部分學位授予單位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産方向人才培養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具備條件的高教科研機構聚焦“非遺”人才需求，結合自身學科專業優勢，在相關一級學科或專業學位類別下設置“非物質文化遺産方向”，有條件的單位也可設置“非物質文化遺産”二級學科，同時，規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産方向研究生指導性培養方案。這為文化遺産專業人才培養提供了契機。《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1年修訂版）》中，歷史學類下設有“文化遺産”（060107T）專業，藝術學理論類下也新增了“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130103T）專業。

（二）推動文化遺産學從交叉學科門類下一級學科逐漸成為獨立的學科門類。作為新興學科，文化遺産學具有著鮮明的交叉學科屬性。研究文化遺産需要涉及考古學、技術史、藝術史等專門史的知識基礎；保護文化遺産需要民族學、神話學、社會學、生物學和化學等學科的學科視野和科學技能；展示和利用文化遺産則需要博物館學、教育學、心理學、傳播學、管理學、規劃學、建築學等學科知識⑥。同時，不同地域、不同類型、不同體量的文化遺産，其本體研究、保護、管理和開發運營的具體技術、方式、範式亦不相同。在新文科建設背景下，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法》確定的“廣義文化遺産”為研究對象，同時考慮到文化遺産研究對象的多樣性，以及研究技術和方法的多元性，在交叉學科門類下設置“文化遺産學”一級學科是較為合理的。在一級學科“文化遺産學”逐漸完善的基礎上，應考慮建立“文化遺産學”學科門類，下設文化遺産學理論、物質文化遺産學、非物質文化遺産學、自然文化遺産學等4個一級學科。

三 文化遺産學的學術體系

庫恩“學科範式理論”主張：一個成熟學科至少有一個學術範式，實際上通常在一個學科中有若干個相互競爭的範式，每個學術範式都有自己確定的理論體系和學科建制。文化遺産學具有包容性、學術性、創造性，知識重構和學術創新是構建文化遺産學學術體系的必由之路。在學術體系構建中，將文化遺産作為一個整體研究對象，從文化遺産的本體認知、發掘與保護、管理與運營三個層面進行文化遺産學學術框架構建，“按照物質文化遺産、非物質文化遺産、兼有物質與非物質屬性的文化空間與景觀”⑦，並針對各種類型的文化遺産的本體認知（理論層面）、發掘與保護（技術層面）、管理與運營（産業層面）進行具體研究。

（一）以教材建設為抓手，對文化遺産知識體系進行系統建設。文化遺産學是一門集研究文化遺産的本體、價值、保護、開發、經營管理以及相關政策于一體的多學科融合的交叉學科，知識範圍涉及若干專業知識領域及藝術類別，包括古跡、建築群、遺址、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及節慶活動、傳統手工藝等。它涉及古物開發、文物保護、民俗傳承、藝術賞鑒、生態環境、資源管理、科技保護、規劃、法律、展示和旅遊等知識，涵蓋了歷史學、考古學、文物學、古建築學、博物館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藝術學等學科專業。這種複雜、多元的學科屬性勢必需要多學科、跨學科、新學科的知識重組與文化建構。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眾多高校、科研院所依託傳統學科優勢，積極參與文化遺産保護與發展，探索跨學科人才培養。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依託考古學開展文化遺産研究；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主要側重於文物鑒定、保護及修復；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側重於古建築、歷史街區的保護與修繕，中山大學、蘇州大學、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等高校主要依託於民俗學、藝術學等專業開展文化遺産保護。與蓬勃發展的學科研究相比，文化遺産學的教材建設卻一直滯後。當前，文化遺産學教材編輯出版具備了相應的文化基礎，對國內文化遺産教育所需教材進行學術規範、統一規劃就愈顯迫切。綜合文化遺産學所涉及知識領域、社會應用以及當前各高校教學現狀，相關教材應包括三部分：一是文化遺産學、文化遺産類型學、中國傳統工藝綜述、中國民間文學概論、中國民間信仰概論等學理系列教材；二是文化遺産田野調研方法、文化遺産保護與修復方法、文化遺産展示與傳播方法等研究方法論系列教材；三是按照文化遺産的類型編寫傳統中醫藥技藝、傳統營造技藝、傳統編織技藝、傳統雕刻技藝、傳統髹漆技藝等個案與應用系列教材。

（二）開展“超學科”學術研究，構建文化遺産學交叉學科研究方法。新文科建設強調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執著堅守和傳承，注重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新工科建設主要圍繞工程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結構、新模式、新品質、新體系開展。無論是新文科，還是新工科，均要適應新技術的發展、新需求的産生、新國情的要求。除自身完整的知識體系探索之外，文化遺産學所涉及的知識領域、知識生長鏈條，以及聯繫緊密的藝術門類必然存在著諸多未達成共識的文化理念和學術爭鳴，這就需要不斷補充、完善和優化自己的知識結構、業務技能，需要打破思維僵化、知識老化、結構固化的學術局限，實現知識領域與藝術門類間的融會貫通，加強對思想智慧、工巧智慧、口傳智慧、複雜生理心理整合以及藝術生産消費全鏈條的開發研究。因此，文化遺産學需要學科交叉的發展理念，但絕不是各學科知識的簡單疊加，而是從文化傳承保護、文化多樣性以及社會發展中呈現的人才需求角度，從學科發展的全局出發，科學、理性地重新建構知識體系。文化遺産學面對的不是單一對象，而是一個開放、綜合、動態的文化生態和科研體系。除田野調研外，打破傳統學科分野，通盤使用考古、文保、建築、規劃、園林、環境、材料、化學、地理、統計等學科的技術手段和理論方法，形成契合本學科特質的視角多元、思維複合的新型研究範式，在學科交叉視角下構建這一體現中國傳統的“最古老的事業，最年輕的學科”。

（三）高校、行業與文博機構充分合作，構建複合型文化遺産人才培養機制。目前，高校中關於文化遺産的研究基本散落于各個學科之中，如考古學、歷史學、生物學、化學等。各高校應充分整合自身所擁有的相關師資、教育資源等，單獨設立文化遺産學的二級學院（係），從學校組織層面加強文化遺産學的發展。高校聯合行業、文博機構展開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在制定文化遺産相關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時候，應注重吸納社會或行業中具有較強的創作實踐、管理應用的優秀人才加入到師資隊伍中。整合各社會機構、博物館、民營文化企業及民間藝人等資源，校內校外聯合培養文化遺産領域的複合型、創新型人才。

四 強化文化遺産傳播與服務社會能力

文化遺産被視為世界性的事業，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部分，對文化建設影響重大，在國家發展戰略中佔有重要地位。就學科本質來説，在夯實基礎研究和學理研究的前提下，凸顯應用研究的社會價值，才能讓文化遺産學活起來。這就需要與當前文化強國戰略形成互動，與國家遺産體系形成呼應，既要發揮和挖掘文化遺産的物質原真性、紀念碑性、民族主義以及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也要開發、生産其文化意義、社會價值、經濟功能，面向社會發展、大眾服務等現實問題，提升文化遺産學的社會服務能力。

（一）加強文化遺産的傳承傳播，提升中國學術與文化話語優勢。文化遺産學的學術指向除了“當下”的旨意，更有“未來”的面向，關乎國家的“文化建設”“雙創”以及“活起來”的落地實踐等，而非單純的文化遺存、事項或行動⑧。同時，文化遺産學涉及古代的生活、當下的認知、現代的保護以及未來的復興等理念，具有極為突出的社會性特徵，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其審美心理、藝術情趣和思維方式亦有不同，會集中在文化遺産的不同側面以體現民族的面貌和文明的結構。從文化遺産當下性、社會性出發，作為人類文化載體，文化遺産能給受眾以直觀、形象、生動的感受，觸發人們對人類歷史進程的追憶，對先人所創造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而感慨，更好地發揮以史育人作用，滿足當代民眾在精神生活上多層面的文化營養需求。文化遺産學與自然、生態、文化、法律、國家行政、教育、身份認同等關係密切，涉及個人、群體、國家和國際多層面的行動，具有複合、相容、綜合、活態、立體等特質，這種學科特質有助於培養新的文化增長點。文化不是割斷歷史、憑空生長出來的，文化建設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礎上根據發展了的社會生産和生活實踐的推陳出新，是一個不斷傳承和發展的過程。中國作為文化遺産大國，應整合發掘民族文化的新資源，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産體系，積極助力傳統文化復興和文化強國，併為人類文化的存續和發展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遺産學建設既要對中華民族傳承至今的文化遺産進行全面、立體、多維、深入的梳理和探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産語言，也要即時對接國外前沿話語和學科新趨勢，消化、吸收有借鑒價值和思想啟發的人文要素；既要把中國文化遺産學科發展、人才培養、概念推廣融入中國民族文化復興的戰略大局，又要將中國傳統納入世界遺産認知、保護、開發總體格局，展示保護人類文明中國方案，提升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二）保護利用有機結合，讓文化遺産“活”起來。文化遺産作為時空、地域、民族和邏輯的産物，深嵌于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之中，它的存在與利用離不開空間、環境、資源和管理等外在因素的浸潤。在文化遺産開發、利用過程中，既要自上而下，從國家管理層面提高文化強國意識，出臺、完善文化遺産保護、開發的政策和法律條例，成立相關保護委員會和協會組織，打通文化和旅遊部與各級文物局、博物館等文旅單位交流合作的資訊通道，也要眼光向下，自下而上，引導、幫扶地方文化遺産研究、開發單位提升自我造血、輸血能力，以強化文化遺産研究、宣傳、展示、保護、利用為綱領，統籌解決文化遺産保護、開發與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的難題。

文化遺産所具備的思想價值和情感屬性能夠讓人們産生心理共鳴，這為文化遺産與文化旅遊産業融合提供了契機。在國家鄉村振興及現代化城市文明建設的總體戰略佈局下，要對文化遺産保護工作進行整體規劃，因地制宜、與時俱進，不斷革新文化遺産與文化旅遊産業協調發展觀念，切實發揮文物古跡在文化旅遊産業中的主體作用，使文化遺産成為旅遊名片，大力發展文化旅遊産業，使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以文化旅遊經濟效益反哺地方文化生態，形成文化事業與經濟産業雙迴圈的良好局面。文化遺産承載了前人的智慧結晶，展現了普通民眾的生活態度與哲學。要進一步整合政府、學校、企業和民間資源，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和民間組織的重要作用，吸引公眾到遺産地體驗學習，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培訓、非物質文化遺産宣傳周等活動，加大對歷史遺跡、古建築及園林景觀、地方俚語傳説、節慶廟會傳統、歷史民俗文化博物館的發掘、保護、開發力度，通過廣場展演、專家講座、圖片展覽、技藝展演等，喚起公眾的文化遺産保護意識，培養公眾對文化遺産的情感，傳授文化遺産保護技能，促進公眾積極參與文化遺産保護。

結語

國內外對文化遺産學的探索方興未艾，相較英、美、日、法等已經開啟文化遺産學建設的國家，我國文化遺産學擁有堅實而充盈的資源存備、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和良好的觀念革新機遇，文化遺産學建設與發展恰逢其時，同時，我國文化遺産學在諸如研究標準、專業設置、行業規範、學科框架、人才培養、資源共用、跨學科協同等領域存在不足，影響學科建設帶動産業升級的步伐。

有鋻於此，從國家需要、人民需求和全球學科建設趨勢出發，當代中國文化遺産學建設需著重做好三點：一是突出中國特色。文化遺産學建設須立足中國的民族特性、文化特性及藝術特性，突出中國經驗、中國材料、中國數據，在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框架下，建設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在學術體系方面探索關於中國文化遺産學的學術思想、理論與觀點，尋找內在的學理關係與結構。在學科體系方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産學科目錄、專業方向與課程體系。在話語體系方面，發展凝練中國文化遺産的言語符號、概念話術及表達方式。二是立足學科交叉。文化遺産學寬厚的學科本體和鮮明的交叉學科屬性決定了其學科體系建設必須打破學科壁壘和地域局限，以跨學科、超學科的前瞻理念，根據本體研究、保護、管理、開發的實際需要，從學理層面和實踐應用兩種路徑開展學科體系建構工作。三是提升服務能力。文化遺産學是一門社會實踐性較強的人文學科，目標在於充分挖掘文化遺産價值，提升學科服務社會的綜合能力。因此，文化遺産學建設須始終圍繞解決文化遺産保護與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培育新的文化增長點，並助力相關産業發展，傳播中國學術與話語，完成文化傳承與文化振興的使命擔當。

註釋：

作者簡介： 

潘魯生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主要研究方向為民間工藝文化、藝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