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制定“網際網路+”行動計劃的重要舉措，不僅對現代製造、電子商務、金融行業等經濟部門將産生重大影響，也會在社會治理領域催生新的變革，打破長期以來制約社會創新的藩籬，激發社會新活力。

　　社會組織數量的多寡，是衡量社會發展程度高低和社會治理結構優劣的參考標準。在過去雙重管理的體制下，任何機構、團體或個人要想在內地成立社會組織，既要找到業務主管單位來“挂靠”，又要得到登記管理機關（通常是民政部門）的批准。頗高的登記註冊門檻，嚴重阻礙了社會組織規模的擴大。截至2012年底，內地共有社會組織49.9萬個，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僅3.7個，該水準僅相當於新加坡的1/4、香港的1/8、美國的1/17、日本的1/26。

　　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明確提出，啟動實施四類社會組織的直接登記試點——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和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不再經由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和管理。體制束縛的鬆動帶來社會組織數量的加速增長，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地社會組織總量增加了10萬多個，2014年底首次突破60萬個。然而，每萬人擁有4.4個社會組織的水準，仍然只是新加坡的1/3、香港的1/6、美國的1/14、日本的1/22。

　　網際網路特別是移動網際網路的迅猛發展，給社會組織提供了線上大規模孕育和超常規成長的歷史機遇。2014年底，騰訊微信用戶已達到5億個。如果平均每兩個用戶中有一個加入微信群、群平均成員規模為200個，簡單匡算，作為無需登記的線上社會組織的微信群共有125萬個——這一規模是線下實際登記社會組織總量的2倍多。同期，騰訊QQ月活躍賬戶超過8億個，按照相同的匡算方法估計，QQ群超過200萬個。僅騰訊一家公司的兩個APP平臺，就孵化形成了總量相當於線下5至6倍的線上社會組織。

　　如果線上社會組織的功能只是停留在網際網路上的溝通，那麼它們對現實社會的影響還是非常有限的，對社會治理的作用也是間接的。不過，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線上社會組織絕不滿足僅僅充當賽博空間上的虛擬組織，而是與線下活動緊密互動，正在成為對實際行為、生活方式乃至成員命運施以直接影響的重要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跑步群”，既線上上交流跑步技術和經驗，又線上下實際組織形式多樣的跑步活動。線上的倡議很容易轉化為線下的行動，線下出現的情景和發生的故事則更容易轉化為線上的各種“曬”和“八卦”，有時二者甚至是沒有“時差”的。

　　很多看上去十分鬆散的線上社會組織，實際上已經具備在關鍵時刻發揮緊急動員作用的能力。筆者所在的一個大學校友微信群，近期曾經迅速行動，幫助孩子罹患罕見並發癥的一位校友，在海外找到並空運回救命的特效藥。從患兒父親發微信求助到藥品運抵首都機場，用時還不到22個小時。

　　線上社會組織發起的眾籌活動方興未艾，利用網際網路平臺開展的P2P扶貧、P2P慈善、P2P志願服務等，也正在蓬勃發展。包括教育、衛生、養老等在內的社會服務，既是公共服務的核心表徵，也是社會活力從市場化、産業化視角的集中體現。近年來，內地社會服務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但也存在著資本進入不足、進而導致總量規模偏小的突出問題。

　　服務人才嚴重緊缺，是制約社會服務發展的最大瓶頸。北京某著名兒科醫院，近五年來門診量翻了一番，醫護人員編制卻未增加一個。與醫療衛生領域類似，教育領域出現了師資緊缺造成的“大班額”現象，養老領域則産生了護理員緊缺帶來的養老機構“一床難求”與床位大量空置並存的矛盾。而“網際網路+社會服務”的新模式，則可以在短期內難以形成大規模服務者隊伍的情況下，大幅提高服務供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