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 理論新視野】裴長洪：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目標和新任務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2018年是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按照黨的十九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高品質發展的思路和要求，集中做好既利當前也利長遠的大事，通過提效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才能為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經濟走勢的基本判斷

　　全球經濟從“新平庸”走向“緩慢復蘇”，外部環境有所改善。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綜合先行指標大部分走穩趨好，表明全球經濟正在逐步走出低谷，世界經濟從分化走向同步復蘇趨勢更加明顯。從發達經濟體看，製造業趨於活躍、金融市場走強、就業和通脹形勢總體較好等積極因素有望延續，美、日、歐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向2.0%—2.5%的增長區間靠近。從新興市場經濟體看，貿易回暖、市場投資環境改善、大宗商品價格相對穩定等有利因素可望繼續保持，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向4.0%—4.5%的增長區間收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穩步上調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也看好中國經濟增長。全球經濟較2017年更有起色，外需帶動出口增長加快，為我國經濟增長創造了較前兩年有利的外部環境。

　　國內供需形成“再均衡”態勢，發展的協調性不斷增強。我國經濟連續下行6年,但始終保持在合理區間運作。從供給面看，傳統産業和新興産業發展更趨協調，工業在去産能後趨向穩定，新興産業和服務業比重穩步提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提高。預計2018年規模以上工業和第三産業增加值分別增長6.5%和7.8%左右。需求側的“三駕馬車”增長更趨均衡，投資增速下調基本到位，消費升級勢頭不改，出口延續回暖態勢，三大需求增速趨向同步。2017年1—11月，固定資産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口同比分別增長7.2%、10.2%和8.0%，與2016年同期相比分別回落1.1個百分點、回落0.6個百分點和加快15.5個百分點。預計2018年固定資産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口同比分別增長8.0%、10.2%、7.0%

　　市場繼續呈現溫和景氣的穩定性現象。價格總水準將溫和可控，農産品供應充足為價格基本穩定創造了條件，工業品和服務領域新漲價因素不多，重要大宗商品終端需求相對穩定，輸入性通脹壓力較弱。2017年1—11月平均，工業生産者出廠價格（PPI）和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分別上漲6.4%和1.5%，較2016年同期分別提高8.4個百分點和回落0.5個百分點，結束持續多年“脹縮並存”的局面。預計2018年通脹水準（CPI）可能略高於2017年，不會出現明顯上揚。市場在經歷近兩年一定程度波動後回歸理性，五大市場總體將保持平穩運作態勢。車市産銷回歸穩定增長格局，樓市“剛需”和改善性需求支撐較好，股市已現“慢牛”跡象，債市延續波瀾不驚，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基礎較為牢固。我國經濟巨大的潛力和韌性輔之以良好的市場和價格環境，為經濟保持穩中向好發展勢頭提供了基本保障。

　　宏觀政策取向鬆緊適度，發展的可持續性得以保障。2018年仍然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取向也不會變。從貨幣政策看，全球貨幣政策全面寬鬆的時代基本結束，我國貨幣政策也將逐漸轉向總體趨緊，但也會根據形勢變化，靈活有度運用各類政策工具，為市場注入合理流動性。從財政政策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和結構性減稅仍是政策重點，依然會在補短板、降成本方面做文章。近年來，我國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累計減稅已超萬億元，農業、交通運輸、水利、環保和公共設施等短板領域投資得到明顯加強。此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進入“加減法”並重的新階段，更加注重改革的制度供給和改革的協調性、配套性，以提效推動供給體系“存量優化”和“增量提升”並舉，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這些政策有利於經濟在結構優化中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新舊動能同步發力為經濟保持平穩健康運作提供了堅實基礎。預計2018年我國GDP增長6.8%左右，與2017年基本持平。

　　二、經濟運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當前，制約經濟平穩健康運作的結構性矛盾仍然較為突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尚未解決。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實體經濟效益偏低

　　實體企業盈利能力不強，目前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僅6%左右，遠低於金融部門15%以上的平均利潤率，且部分行業大量企業長期處於虧損狀態；2017年實體企業利潤增長明顯回升，但近5年利潤增速均未達到2011年水準。在內外雙重擠壓下，成本上升和創新不足成為制約實體企業轉型升級的關鍵因素。

　　（二）投資效率趨降

　　2017年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總額佔GDP的比重已達77.3%，投資規模的快速擴張帶來投資邊際效率明顯下降，主要表現在增量資本産出率（ICOR）大幅度上升。2007—2016年，新增單位GDP所需的資本形成總額從2.21上升到6.11，10年間我國創造單位産出所花費的投資成本提高了約2.8倍。這種高投資的模式正在受到地方政府債務高企和民間投資積極性下降的雙重約束。

　　（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動力不強

　　金融資源配置失衡，主要表現為，以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主要服務對象仍然是國有企業和大中型企業，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長期被邊緣化。目前我國小微企業數量佔企業總數的75%以上，但獲得的信貸投放比重長期低於20%。資金脫實向虛問題突出，主要表現為，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在30%左右，從金融機構獲得的信貸資金不到20%，而信貸資金向房地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等領域集中，兩項合計佔比高達30%以上，另有一部分資金通過加杠桿的方式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金融組織體系、服務體系、監管體系不完善不健全，嚴重制約了其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動性和能動性。

　　（四）政策緊縮效應可能帶來經濟波動

　　各地都加強了房地産調控政策，加上貨幣緊縮趨勢和環保政策保持高壓態勢，治理金融亂象更趨嚴格，可能會引發房地産市場波動風險加大，金融市場剛性兌付被打破，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更加突出，産業鏈總體配套性和協同性下降。共振效應和連鎖反應可能導致社會預期發生改變，甚至引發部分領域的恐慌情緒。

　　（五）民生保障政策功效不足

　　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用工荒”與“就業難”現象長期並存，下崗人員職業技能不適應再就業崗位需要，傳統行業中低端崗位減少，高技能人才短缺現象比較嚴重；大學畢業生就業存在結構性錯配，就業“量”與“質”不匹配。脫貧攻堅任務非常艱巨，脫貧成本更高、難度更大，脫貧穩定性不夠，因病、因學、因災返貧的風險依然存在。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壓力加大，養老保險基金當期收不抵支地區增多，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大。

　　（六）外部不確定性衝擊因素依然存在

　　美國特朗普政府稅改已獲通過，預計2018年將落地實施，英、法等國也在醞釀較大力度的減稅政策，可能對我國吸引國際資本形成持續壓力。美國吸引製造業回流將擠壓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空間。貿易保護主義持續抬頭，美、歐、印等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發起“雙反”調查，相關舉動可能引發其他國家效倣，將加大我國應對貿易摩擦的難度。地緣政治局勢不穩，朝鮮半島、巴以、敘利亞等問題持續發酵，可能影響“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産能合作。

　　三、實現2018年經濟工作目標的政策與措施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高品質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綜合考慮經濟目標任務的短、中、長期銜接，把提效作為2018年經濟工作的重要抓手，集中做好既利當前也利長遠的大事，通過提效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為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為企業降成本、減負擔，提高實體經濟效益

　　近兩年“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已取得了明顯成效，推動了“存量優化”和“增量提升”。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進入從做“減法”為主轉向“加減法”並重的新階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從市場主體根本利益訴求出發，解決實際困難。大力降低實體企業成本，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重點降低企業迫切期待的製造業增值稅、涉企服務性收費、“五險一金”繳費率等稅負水準，清理附加給企業不合理的仲介費用、財務費用、制度性交易成本等隱性成本，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等行業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增強實體企業創新能力。宏觀層面，通過政策支援、先行先試，制定創新産業發展行動計劃，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改善市場競爭、智慧財産權保護等軟環境，落實保護産權政策，激勵企業家精神；微觀層面，幫助實體經濟企業利用新技術、新模式、新方法，建立現代化經營管理制度，提高管理和技術水準，更多以市場化的方式挖潛增效，提高勞動生産率。

　　（二）在“補短板”中激活民間資本活力，提高投資效率

　　優化政府投資結構與激發民間投資活力並重，用同樣的資本投入創造更多更高品質的經濟産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産業發展短板、行業發展標準、民生、環保等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投資力度，壓縮績效不高項目的預算安排，增加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困難地區財力補助。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繼續加強大氣污染防治、國土綠化等生態文明建設的投資力度。儘快制定針對民間投資的配套政策和實施細則，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增強民間資本參與PPP等項目的意願，提振民間投資信心，釋放有效投資潛力。

　　（三）克難攻堅，提高重點領域改革績效

　　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複雜程度、敏感程度和艱巨程度前所未有，特別是在行政體制、國有企業、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要強化現有政策的落實。尤其要深化放管服改革，進一步健全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加快推廣負面清單管理試點，建立傳統産業的政府規制工具箱，創新新産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審慎監管方式。將國有企業改革與“去杠杠”結合起來，加快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國有資本管理體制改革，推動長期虧損、資不抵債的僵屍企業破産重組，提高國有資本投資效率。大力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規範農民土地流轉收益分配製度，增加農民財産性收入。建立公開公正的要素利用效益綜合評價機制，建立健全金融、人才要素支撐保障機制和便捷高效的要素交易機制。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整合提升要素交易平臺功能，推動土地、排污權、用能等資源要素自由交易和市場化配置。

　　（四）溝通渠道，防範風險，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能

　　要靈活運用各類短、中期政策工具，服務實體經濟需要。優化信貸配置結構，建立金融與實體經濟利益聯動機制，擴大投貸聯動試點範圍，加快發展各種風險自擔的區域性小型金融機構、社區金融服務組織、村鎮銀行等金融主體，積極發展直接融資服務的平臺和通道，穩妥發展金融衍生工具，拓展實體企業融資空間。打好防範化解重點風險攻堅戰，提高金融監管效率和防範風險的能力，密切監測金融業態創新可能帶來的風險，研究出臺擴大銀行業不良貸款轉讓範圍、完善批量轉讓以及擴大不良貸款核銷自主權等配套政策。

　　（五）發展數字經濟，培育新産業、新業態和新經濟模式

　　十九大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主要是解決實體經濟如何利用大數據、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所謂數字經濟，實際是指數字化的知識和技術在經濟活動當中的應用。從全球和中國角度看數字經濟的發展，2016年數字經濟佔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達到25%，有1/4生産組織與數字經濟有關。中國數字經濟走在全球前面。目前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22萬多億元，根據測算，佔到GDP總量30%以上。從全球來看，數字經濟主要在美國、中國、日本、英國得到發展。

　　發展數字經濟，首先需要有一個好的政策環境。優惠政策對推動各地數字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長三角及其他先發地區，相對來講，其政策對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是比較有利的。第二是人才。數字經濟發展需要高端人才。一些區域在吸引人才方面有很多很有效的政策，對推動當地吸引人才聚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六）促進技術創新，推進製造業轉型升級

　　2018年1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增強製造業核心競爭力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下稱行動計劃），部署未來三年，在軌道交通裝備、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智慧機器人、智慧汽車、現代農業機械、高端醫療器械和藥品、新材料、製造業智慧化、重大技術裝備等重點領域，組織實施關鍵技術産業化專項行動。

　　未來提升製造業核心競爭力，應注重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價值鏈條上的升級，即橫向升級。由製造區段向上游延伸，即向研發、設計、創意、標準環節推進，例如軌道交通裝備産業；由製造區段向下游延伸，即向品牌、渠道、物流、服務環節推進，例如家用電器産業。二是價值網路上的升級，即縱向升級。即使是從事製造區段，亦由模組供應商上升為系統整合商，並進一步上升為規則設計商，例如高端船舶、重大技術裝備産業。三是價值整合上的創新，即打造“時代産業”。製造業的知識化、資訊化、智慧化、綠色化、服務化、人文化發展都有重大突破，甚至發生了“換道超車、變道超車”的效應，智慧機器人等領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七）進一步深入探索開放、協調新路徑，提高雙向開放和區域發展實效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有序放寬市場準入，繼續精簡負面清單和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試點。落實好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辦好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全面提升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水準。加快與巴基斯坦、俄羅斯等重點國別規劃、平臺、項目對接，推動“六廊六路多國多港”主骨架建設。穩妥推進絲路基金增資和産能合作基金設立，推動實施一批具有影響力的産能合作項目，打造若干示範園區和示範基地。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推動京津冀生態、交通、産業重點領域重大項目建設，高品質完成雄安新區規劃並有力有序穩步推進建設。抓好長江經濟帶“一道兩廊三群”建設，全面提升該流域經濟發展品質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八）在促就業、惠民生方面出實招，提高社會保障政策功效

　　保障民生底線，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對特殊困難對象提供精準就業幫扶，積極開拓新型就業渠道，鼓勵創業帶動就業，促進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新生代農民工多渠道就業創業。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以深度貧困地區為重點，因地制宜、因人因戶因村施策，突出産業扶貧，組織好易地扶貧搬遷，加大扶貧勞務協作，落實教育扶貧和健康扶貧政策，減少貧困人口1100萬人。統籌推進養老保險省級統籌，清理規範養老保險繳費政策，實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均衡地區之間養老保險負擔。著力解決好“擇校熱”、“大班額”、嬰幼兒照護和兒童早期教育服務等問題。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完善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的長效機制。（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黨委書記，國務院理論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