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金融改革開放邁向全面深入的重大標誌,將從根本上優化我國金融體系的結構,提升我國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在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基礎上推動我國經濟高品質發展。4月1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年會在北京舉行。來自國家高端智庫和金融機構的專家學者,圍繞“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題,從服務實體經濟、優化金融體系結構、防風險與補短板、完善金融基礎設施、擴大高水準雙向開放等五個角度進行探討和交流。
正確認識“債務灰犀牛” 關注結構增長速度等因素
通過對近幾年貨幣政策特性的研究,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平認為,增強金融系統的韌性是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之後的第三條道路,主要是指通過提高金融仲介的資源配置與風險抵禦能力,來吸收經濟波動。而中國適時提出了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化金融機構的服務特性,增強機構自身能力,使金融系統從規模效率轉向配置效率,兼顧了金融體制轉型與平穩發展。
高杠桿率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因此市場也將高杠桿問題稱為“債務灰犀牛”。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曉晶認為,造成中國債務積累與杠桿率攀升的體制性根源在於國有企業、地方政府與金融體系“三位一體”的錯綜複雜關係。他進一步表示,政府兜底看似是控制住了風險,但其實代價更大,所以我們要改革,包括向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靠攏;規範地方政府行為,約束擴張衝動,重塑央地關係;破除政府兜底、隱性擔保,硬化預算約束,強化退出機制,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推進金融供給側改革,優化信貸配置。
“債務率本身是需要關注的指標,但除此以外,還要考慮債務的結構、增長速度、透明度和開放度等。”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斌表示,根據經驗,即便是有了債務增長,只要通脹保持在穩定的水準,經濟也維持原來的增長速度,將成為降低金融危機最重要的保障。反過來説,如果出於對債務率的擔心,搞過度的收縮、嚴重的通縮,嚴重的通縮和信用的崩潰下一步自然而然就是金融危機。
資本流入前景樂觀 應提高吸收內外部衝擊能力
對於資本的流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持樂觀態度,他認為中國資産是一種多元化的收益,具有吸引力。比如中國的債券,與美國國債之間的關聯度極低,能夠提供比美歐國債更高的收益率,將成為全球資産管理者多元化分散風險的一大手段。據了解,今明兩年還可能發生諸多促進外資流入的催化劑事件。比如,從4月1日起,人民幣計價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券將逐步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並將在20個月後完全納入該指數。“決策層在進行加大對外開放層面是比較有決心的,也充分做好了應對將來經常賬戶出現轉捩點的準備,來增加資本賬戶人民幣資産的吸引力。” 邢自強如是説。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也認為支援外資進入國內資本市場具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但他同時也強調,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要關注跨境證券投資增多有可能誘發的資本流動衝擊風險。未來外國炒家就有可能利用境內各個市場,甚至境內外市場的聯動性發起立體性攻擊,越開放實際上意味著我國金融調控面臨的市場環境就越發複雜。因此,管濤建議,應建設有深度、廣度,有流動性的金融市場體系,提高吸收內外部衝擊的能力;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貨幣政策框架,疏通傳導機制,提高宏觀調控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同時,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預警,做到風險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並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擬定應對預案,重點要模擬演練防範化解跨市場的傳染和攻擊風險。
(責任編輯:張倩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