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士銀：明代儒學對今天世界啟迪幾何？

中新社上海1月11日電題：明代儒學對今天世界啟迪幾何？

綜觀中外歷史，有三大微笑讓人印象最為深刻：一是摩訶迦葉的微笑，這是領會佛教真諦的微笑，代表佛祖和迦葉師徒傳承的默契；二是蒙娜麗莎的微笑，這是文藝復興的微笑，代表民眾走出神的光環，綻放人的魅力；而第三大微笑則是王陽明臨終前的微笑，這是儒者的微笑，代表內聖與外王的結合及從心所欲的超越。明代儒學以王陽明為第一流代表，他既開創了足以匹敵程朱理學的陽明心學，又立下了平定寧王叛亂這等蓋世功勳，在整部中國儒學史中，王陽明都堪稱內聖外王的完美典範。

“王陽明的微笑”背後有何儒學意義？

西元1529年初，王陽明彌留之際，露出一絲微笑，留下遺言“此心光明，復何言”。他既是一位儒者，又被奉為一代名將，這種全才在有明一朝乃至整個中國儒學史上都屈指可數。而其所創“陽明心學”則將儒學從僵化狹隘的程朱孔洞之中牽引出來，賦予它前所未有的空間與生機。

儒學本是文武兼備，知行合一，但到了明中葉，儒者普遍重文輕武、重知輕行。在他們心中，儒家的六藝之學萎縮成讀書之學。王陽明在一次為言官仗義執言之後，被太監劉瑾追殺，後到龍場驛任驛丞。他為自己打造一口石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躺在其中感受死亡，思考人生，完成了“龍場悟道”，率先提出知行合一的學説。按照他的理解，當時儒者認為先要“知”才能“行”，但往往終身不“行”，也就終身不“知”，而“知行合一”可避免知行分離之病。

王陽明儒學上的“知”和軍事上的“行”桴鼓相應。他將儒家的仁義、誠正與兵家的殺戮、奇譎融為一體，從事儒學，便打開程朱理學的固化和局限，不適時代和現實的局面，闡明隱微的聖人之道與高妙的良知之學；他披甲挂帥，便平定積年盜賊，擒獲反叛諸侯，拯救國家于危難之中。

2023年10月31日，紀念王陽明誕辰551週年禮賢儀典在浙江余姚舉行。吳大慶攝

與明朝開國以來的儒者不同，王陽明對儒學的理解沒有拘泥于卷冊之中和口舌之上，而是返璞歸真，從尋找本來的良知入手。亂世之中，面對不公，支撐一個人活下去的信念是什麼？王陽明認為，單講知行合一，觀照範圍猶有局限，“知行合一”大體是以儒者為主，而很多下層百姓、低級士兵，他們辛勤耕種、死不旋踵，哪一點輸于吾儒？有沒有一種可能，打破這些階層的壁壘，解鎖儒學的開放性，找到一種可以將所有人聯繫到一起的途徑？經過反覆摸索，他愈發感到良知是關鍵：“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會出現姦佞小人？這就不能單講良知，還需“致良知”。王陽明認為，人的良知一直都在，只是後天受到昏蔽，迷失本心。如果説程朱理學還帶有濃郁的知識精英的色彩，那麼王陽明的良知之學則呈現出強烈的打通士庶藩籬的趨向。無論是知識精英還是不識字的百姓，只要能致良知，就能找回本心，乃至成聖成賢。

“儒學王朝”的強大生命力何在？

有觀點認為，儒學是為封建王朝服務的工具。可是，哪個封建王朝的存世時間能與儒學相提並論？“儒學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長久的王朝，遠邁唐、宋、元、明。即便最強有力的統治者，比如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等人，也只能部分吸收或者利用儒學，就算有除去或消滅的想法，終究也無法打敗或者消滅儒學。眾多王朝的大廈競相倒塌，而“儒學王朝”的基石堅定不移。秦漢以來，王朝的存在時間，少則二世而亡，多亦不過兩三百載。儒學即便從孔子算起，就已綿延兩千多年，這絕非出於偶然或者運氣。

儒學之所以擁有如此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不僅在於制定民族的價值標準，比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也不僅在於涌現一大批傑出的代表人物，比如鄭玄、韓愈、朱熹、方孝孺、王陽明、顧炎武等，還在於儒學的不斷自我革新，順應時代發展的脈搏，比如漢、唐、宋、元的儒學各有各的表現形態，即便同一個王朝，明代前、中、後期的儒學表現形式都不相同。

明初儒者多半是程朱理學的堅定信徒，幾乎將程朱理學尤其是朱子學視為真理的化身。至於明中葉，隨著陽明學的崛起，儒者再去固守程朱理學的舊知，很可能被視為迂腐。暨乎明末，很多儒者圍繞在東林書院、復社周圍，想要重整世界，而非做一個墨守朱子學或者陽明學的信徒。明亡之後，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既受到師承、家學的影響，拖著東林黨、復社的影子，又對有明一朝的學術進行大反思，並提出諸多具有民主色彩、革命色彩的言論。他們對君主專制的批駁，對民眾福祉的關切，並不遜於同一時期的霍布斯、洛克等人。

17世紀中後期，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朱舜水等人的思想主張在當時的社會無法實現。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過梁啟超、孫中山、李大釗等思想巨子的發揚，這些明代遺儒的思想煥發出新的生機，給予世人推翻清政府的精神激勵。退一步講，如果説儒學是維護政權穩定的工具，那麼儒學同樣具有“湯武革命”的精神，促成腐朽政權的覆滅。看上去，封建政權利用了儒學，鉗制了儒學，實則儒學自有頑強、堅韌的生命力。日月之光又何必與燭火爭短長？燭火成灰有時盡，日月普照無絕期。

“儒學之光”如何影響世界？

既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為什麼幾千年來，儒學沒有像世界上的諸多宗教一樣，積極主動地向其他文明傳播擴散？

自15世紀以來，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抑或從技術支援的角度，明朝都有能力探索乃至征服世界，包括東南亞地區、非洲海岸，甚或更遠的美洲、歐洲。可是，這種做法並不符合儒家的主流價值觀念。根據儒家的溫和觀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而非“遠人不服，派遣艦隊征服之”，更非“遠人不服，變成奴隸販賣之”“遠人不服，傳播病菌消滅之”。要之，儒家學説體系中沒有擴張的基因。

但是，沒有擴張的基因並不能保證本國免於淪為他國捕食的對象。雖然在16、17世紀，西方世界的力量遠不足以征服中國，然而東西方勢力的對比差異愈發凸顯。如果儒者依然固步自封，拒絕關注時代的發展和外部世界的動態，又如何能推動國家的發展？從萬曆皇帝，到徐光啟、李之藻等儒臣，再到數量龐大的士大夫，不少人都領教了西方的輿圖、船炮、自鳴鐘、望遠鏡、天文儀器等器物的精妙，卻幾乎沒人願意派出一艘帆船前往大西洋國一探究竟。其何以故？

在很多中國人眼中，這塊土地太讓人安逸了。既然我們已經處於最富強、最繁華的中心，又何必遠涉重洋到幾萬里之遙的蠻夷之邦受苦受罪？

同時，一個新時代的開啟並非只源於某個人，而是國家之間意志較量的結果。如果沒有西班牙、葡萄牙王室以及羅馬天主教廷的強力支援，西方冒險家絕無可能開啟“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利瑪竇也極難譜寫東西方交流的篇章。相較之下，明廷坐視本國兩萬多商民在家門口的海島上被外敵屠殺(指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呂宋屠殺華人)，尚且不能派遣一兵一卒，僅靠盛怒和譴責根本無濟於事。西方漢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提到，由於明清政府的“不支援”“冷漠”，以至於海外華商幾乎得不到本國政府的保護，沒有基本的安全感，更遑論去探索萬里之外的新大陸。

此外，在我們拷問為什麼儒學沒有促成明清中國的“啟蒙運動”之時，也不妨反問：啟蒙的盡頭是什麼？

可能是更高程度的開放、自由、民主、平等，也可能是封閉、壓迫、專制、不公；可能是更廣範圍的宗教寬容、和平共處，也可能是通過不斷競爭、不斷革命引發對世界一輪又一輪的瓜分與破壞。不容否認，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為人類開創新知，促進社會的發展。與此同時，啟蒙運動以來，人類社會的迫害、災難以及戰爭並沒有顯著減少，反而呈現愈演愈烈之勢。

回到17世紀中葉，無論朝代如何改名換姓，知識階層想要改良社會，尋找路徑，離不開對世界進展的關注(從歷算、輿圖、火炮等表層，到制度、思想、文化等深層)，同時也離不開對自身傳統的尊重。尊重傳統並非盲從傳統，而是在此基礎上理性地繼承傳統、厘革傳統，從中開出新的生命。

作者簡介：

揚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士銀

陳士銀，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任揚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三禮學、明代禮制等。

發表相關論文近20篇，出版著作6部，包括整理古籍《禮記析疑》《禮記陳氏集説補正》，編著《清華有禮：〈儀禮〉復原研究工作紀事》(副主編)，專著《慧聚中華：中國思想版圖的十二座高峰》，代表作《搖曳的名分：明代禮制簡史》《王陽明的微笑：明代儒學簡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