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説中華文化在台灣是“日用而不知”？

中新社北京11月28日電題：為何説中華文化在台灣是“日用而不知”？

——專訪台北書院山長、文化學人林谷芳

中新社記者 劉舒淩

文化中的傳統與多元在台灣曾有過怎樣的互動？中華文化在台灣今天被邊緣化了嗎？這樣的現象是否難以扭轉？

台北書院山長、文化學人林谷芳近期在台北市鬧中取靜的臨沂街“隱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他對於中華文化在台灣現況的觀察與思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當下台灣非常強調多元文化。您曾多次提到中華文化30年來呈現出逐步被邊緣化的現象，為何這麼説？

林谷芳：我還是保持這樣的觀點。第一個原因，是中華文化在教育內容上被邊緣化，減少了(台灣)新生代接觸中華文化的機會，社會的變遷又那麼快，這對他們影響巨大的。第二個原因，是它在文化活動上被邊緣化，當你不談本土、不談多元，文化活動或出版基本就拿不到經費補助。

前者代表體制力量的影響，後者代表民間的力量被架空。教育上，台灣高中以下的課綱牽涉重大，歷史教育受衝擊最嚴重，從課時上對中國史給予限縮、將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片段化，學子不易建構整體的中華文化觀念。語文教育方面，中國過去的“文史哲一家”是以“史”為核心的，(台灣)過去語文課本有很多內容是以“史”為核心的文章，它是一種價值教育，這方面也不像以前那麼受重視。

台灣民間活力強，但舉辦文化活動仍需要一定的官方補助。沒有補助，民間這方面的主體力量被稀釋，也就無法從某種角度去平衡體制上那種中華文化教育邊緣化的趨勢。

中新社記者：在目前政治氛圍下，這種中華文化影響力消退的現象是否難以扭轉？

林谷芳：朋友曾問我，為何你處處講中華文化。根柢與我的情懷當然深深有關，但也跟現在的環境有關聯。

總體來説，我沒有像許多喜歡中華文化的人那麼悲觀。為什麼呢？因為中華文化在台灣人的生活上或價值觀上，已是“日用而不知”，它沁入其中、你不自覺而已。例如，家庭關係中的儒家倫理溫潤而自然，許多人依循道家謙衝自然的價值觀在生活，藝術家尤其喜歡用老莊的哲思談自己的藝術。台灣志工現象蓬勃，彌補了社會急速發展中制度未及照顧的一些缺漏，也使大家更能以“平等心”看待彼此，就受到大乘佛學“慈悲觀”的影響。儒釋道三家在台灣，到如今，仍明顯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命。

再比如，遇到事情時，台灣人拜媽祖、拜關公，他不會想到拜的是中國大陸來的神。台灣宮廟那麼多、信仰那麼深，對大家的行為或價值觀影響是很深的。

那麼，消退的部分是哪？一個是文化詮釋，官方避免以中華文化來詮釋台灣的種種，而民間因為沒有人提醒，也就不曉得自己“很中華文化”。另一個，台灣在以中華文化面對當代上，也就較少有意識地去看待自己可能扮演的角色，發揮的效應就沒能像過去那麼明顯。

但只要有人談、讓年輕人接觸，他會恍然大悟，“原來我這些東西都是中華文化”。這也是為什麼活動那麼重要，它關係到年輕人接觸中華文化的機會夠不夠多。

我想，一燈照隅，把一隅之燈給點亮，讓人有機會來接觸，另一個燈也就亮。燈燈相燃，最後就會有結果。

就像台灣歌仔戲有一段時間都在演新創的戲，但是不久又發覺，如果不演歷史劇、不承載厚度，就無以成為大的、顯眼的作品。所以，還是要回到中國的歷史去演，比如，説不完的三國、演不完的水滸，然後東周列國志、楊家將等等。

總之，中華文化在台灣，其實根很深。即便現在官方不談它，那也只是在官方“由顯而隱”而已，今天就是要讓這個“隱”的命脈不至於稀微，環境改變時，它自然會放出火花來。

中新社記者：台灣社會還有一個説法，台灣文化受到荷蘭、明鄭、清朝、日本影響，是一個複合體。對於這樣的觀點，您怎麼觀察？

林谷芳：台灣的歷史的確比較多元複雜一些，進程比較曲折。但是每個階段後來遺留的影響有多少，在台灣的一些論述裏常常避而不談，或者是只做主觀的陳述。舉例來講，荷蘭在台灣統治過一段時期，但是除非去(新北淡水)紅毛城，否則很難在台灣看到荷蘭的痕跡。它對台灣文化沒什麼影響，更多是歷史上掠奪者的角色。

外人在臺統治，發生影響的是日本。一個是視野，日本明治維新後“脫亞入歐”，當時台灣的知識分子也透過日本看西方。第二個是生活態度上，嚴謹以及清潔的觀念影響台灣至今。第三個，有關制度建構，如蔣渭水等知識分子就通過日本實際了解西方制度的架構和運作。

但是，日本人當時把台灣人當成“二等國民”，所以50年的殖民統治並沒有動搖台灣人的認同，台灣人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是被日本人瞧不起的“清國奴”。

無論是明鄭或清代，乃至現在，中華文化作為台灣人的文化基底是毋庸置疑的，其他部分只是作為色彩性的存在。

中新社記者：在台灣，文化中傳統與多元的關係，您認為如何互動才是比較好的狀態？

林谷芳：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末，台灣有過一個較好的互動範式，可以説是中華文化面對當代、面對西方的一個非常好的實踐。那時，無論持保守或開放的觀點，都是在中華文化基點上面對世界、找自己的出路。

近日，我剛在《中國時報》專欄刊發《一個“有情懷，具氣象”時代的遠去》，談到台灣新象藝術創辦人、作曲家許博允的辭世。他走了，媒體報道不多。但我説，其實他代表了此前一個時代的某種氛圍，在當時，所謂“本土”跟“國際”之間沒有強烈的劃分，“尋根、找自己中華文化的傳統”跟“面對國際”是並行的。譬如這個時期成名的表演團體，你看優人神鼓、雲門舞集都是既傳統又國際的。

許博允成立新象，引進了許多國際節目、介紹藝術大家，為台灣打開視野，成為一個時代藝術發展的動力。他舉辦“新象國際藝術節”，開幕第一個節目一定是“傳統音樂之夜”，民間説唱藝人陳達總是被安排在節目單首位。原本在屏東恒春紅白事上演唱的一個民間藝人，許博允卻將他列於世界名家之中，蒼涼嗓音、即興填詞以及“過門”上月琴，基本已成絕響。“傳統”跟“國際”，對這一代人來講，並不成為一個對立的觀念，而是互相滋補。

這樣的人辭世，合該有更多惋惜、慨嘆乃至報道評論，事實卻如船過水無痕般，激起的漣漪比想像中要小許多。

這標示著一個“有情懷，具氣象”時代的遠去，台灣往後愈趨狹仄自滿，恐怕也更為難免。

中新社記者：今年4月以來，《聯合報》“聯合副刊”以一版五六千字的篇幅逐月刊發您論述中華文化的文章，人間性、漢字、儒釋道等主題引起關注與討論。為何寫這個系列文章？

林谷芳：無論政治分合如何，中華文明的特質仍滲透在我們的所思所行當中，了解中華文化，其實就是了解自己。

雖然是老掉牙的課題，但它既是基底，我們又處在這變動的時代，總得有人繼續談它。因此，就有了《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國文化的十六個關鍵詞》的書寫。原來，中國人談中國文化，其精微處固為族外人所不及，但也常常落于主觀，中國又是個大文化體，談它更容易以偏概全，如果能透過這些關鍵詞的掌握，也就更好整體有機地來了解中國文化。而在書寫時，也不忘透過歷史脈絡、功能角色來與其他文化體作文化比較。如此，族內、族外視角的得兼，一方面既能讓中國文化的特質彰顯，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與外界對話的基礎。也才好接于傳統，對應當代。

報紙所刊，是我書稿的縮寫，選擇散文式的書寫，是希望能有更多人讀它，但散文筆調的背後，則是一定客觀嚴謹的數據支撐，以及入于其中的情懷領略。在文化情懷與論述證據上得兼，是我對它的期許。(完)

受訪者簡介：

台北書院山長、文化學人林谷芳。中新社記者 劉舒淩 攝

林谷芳，台北書院山長，是知名的禪者、音樂家、文化評論人，曾任台灣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所長，有《禪/兩刃相交》《禪門三徑》《千峰映月》《茶禪》《十年去來──一個台灣文化人眼中的大陸》等多部作品傳世。其代表作《諦觀有情──中國音樂裏的人文世界》以平易準確的語言，系統詮釋傳統中國音樂精髓。數十年間，他往返兩岸600多次、站在文化交流第一線，2010年以來所主持的台北書院成為海內外文化人來臺參訪的文化地標之一，是中華文化促進會“2016年中華文化人物”名銜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