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中國”特展：解碼漢字承載的中華文化基因

　　元代趙孟頫臨《蘭亭序》，無錫博物院藏。本文圖片均由成都博物館提供

　　新石器時代賈湖遺址出土的刻符龜甲，河南博物院藏。

　　湖南省龍山縣裏耶古城遺址出土的秦代簡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看著這些古文字好感動！”“漢字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從鐫刻歷史‘骨相’的殷商卜骨，到筆書民族氣韻的淋漓翰墨，借由漢字，我們得以相識。”四川成都博物館日前推出的“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特展人氣火爆，觀眾好評如潮。開展至今，參觀人數近40萬，其中年輕人佔比高達80%左右。

此次展覽由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辦，四川省文化和旅遊廳、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文物局、中國文物交流中心承辦，成都博物館策劃實施。展覽匯集全國40余家文博機構的220件文物，其中一級文物70件，珍貴文物佔比達90%，是成都博物館建館以來規格最高、珍貴文物佔比最大的展覽。

文明溯源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統，是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橋梁，是人類文明的瑰寶。”成都博物館館長任舸説，此次展覽分為“源”“遠”“流”“長”4個單元，系統梳理漢字發展的歷史脈絡，生動解讀漢字承載的文化基因，讓觀眾通過漢字感受中華文明的悠久璀璨。

新石器時代，先民們將對萬物的感知、觀察與思索抽象為豐富多樣的刻繪符號，形成漢字的源頭。在第一單元“源——萃圖成字 禮序乾坤”，一枚距今約8000年的刻符龜甲引人注目。它出土于河南省舞陽縣北舞渡鎮賈湖村，其上刻畫的符號與甲骨文中的“目”字極為相似。賈湖遺址是裴李崗文化早期典型遺址，遺址內共發現17例刻畫符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漢字源頭。賈湖契刻與比它晚四五千年的殷墟甲骨文有不少相似之處，皆以利器在龜甲、骨器上刻畫而成，且內容都與占卜相關。

“到了商代，漢字已走過漫長的‘童年時代’，形成了體系完備的甲骨文，這是迄今所知東亞地區最早的成熟文字。”此次展覽策展人、成都博物館策劃研究部主任魏敏説。展廳中呈現了一組商代甲骨，涉及祈雨、田獵、祭祀、征戰等內容。

除了甲骨，商代青銅器上也會鐫刻銘文，被稱為金文。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小臣方鼎是商代晚期祭祀用具。器內壁鑄銘文4行22字，記敘了商王近臣受到賞賜，作鼎祭享已故的父親太子乙。

西周時期，金文漸興，內容多是頌揚周王室及貴族的功績，或記錄分封、祭祀、戰爭等重大事件。西周金文承襲自甲骨文，字體更加規整、穩定，風格更加雄渾大氣，與周人的禮樂文化高度契合。周天子常將刻有銘文的青銅器賞賜給各地諸侯，諸侯國之間的交往也常以有銘青銅器為載體，漢字由此在中華大地上實現大規模傳播，促進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族群融合。

西周格仲簋、折觥、三年興壺、四十三年逨鼎……這些青銅重器上的銘文蘊含著重要的歷史資訊。陜西省寶雞市扶風縣出土的史墻盤是禁止出國（境）展覽的國寶級文物。此盤體形巨大，腹和圈足分別飾鳳紋和獸體捲曲紋，底部鑄有銘文284字，銘文前段頌揚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七代周王的功績，後段記敘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亞祖、文考和作盤者六代人的事跡。墻盤所記述的周王政績與《史記·周本紀》中的內容高度吻合，關於微氏家族發展史的內容不曾見於已知的文獻，填補了西周國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春秋戰國時期，漢字朝著簡易化、大眾化方向發展，除金文外，還出現了簡帛文、貨幣文、璽印文等，不同地區的文字帶有鮮明的地域特點。

河北省平山縣出土的中山王圓壺是著名的“中山三器”之一。中山國是戰國時期位於燕趙之間的一個小國，在列國的縱橫捭闔中曾扮演重要角色。此壺腹與圈足皆有銘文，腹部銘文59行、182字，除歌頌先王的賢明外，還大加讚揚相邦馬赒的功勞。銘文字體修長，結構勻稱，筆劃剛勁洗練，是晉係文字的代表。

文以載道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下令以秦小篆為全國統一書體。“書同文字”政策的實行，保障了秦法在廣闊疆域內的施行，奠定了國家統一的基礎。

展櫃裏這尊春秋時期的秦公鐘，出土于陜西省寶雞市楊家溝太公廟村。鐘體呈合瓦狀，甬上飾4條小龍，龍體相互纏繞，舞部飾變形夔龍紋，鼓部飾兩對鳳鳥。鐘上銘文共86字，主要記載了秦襄公被周王賞宅、授國以及文公、靜公、憲公治國興邦的業績，銘文書體為春秋初期秦篆的典範。專家研究發現，秦公鐘銘文為刻銘，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刻銘銅器。

鑄造于西元前221年的秦詔版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的重要物證。詔版正面以秦篆陰刻40字，記敘了秦始皇統一天下，下詔要求全國推行統一度量衡制度。這枚詔版為研究秦代政治、經濟、文化及秦篆提供了珍貴史料。

漢代大一統政體下，産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確切記載的盛世。書寫更加便捷的隸書代替小篆成為官方字體。“漢字”之名，由此定格。中原先進文化以漢字為載體傳播至邊塞地區，為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揮了重要作用。

東漢熹平四年（175年），漢靈帝詔令蔡邕等人訂正儒家經典，刻立石碑，立於洛陽太學堂前，史稱“熹平石經”或“太學石經”。石經用隸書一體寫成，分為46塊，刊刻《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論語》《公羊傳》7部儒家經典共計20余萬字，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石刻經本。展廳裏展示了河南省洛陽市偃師漢魏太學遺址出土的熹平石經殘塊，石塊上斑駁的字跡映照出賡續不斷的文脈。

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為漢字注入活力。楷、行、草諸體新風漸成，北魏碑刻字體與南朝楷體並行發展又相互影響，為後來唐楷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展示趙孟頫臨《蘭亭序》的展櫃前，參觀者排起了長隊。東晉王羲之《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其俊逸、雄健的風格對後世書壇産生深遠影響。元代書法一改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潮流，轉而取法“二王”（王羲之、王獻之），這場革命性運動的領軍人物便是趙孟頫。這件趙孟頫臨本在繼承“書聖”遺韻的基礎上，又帶有自身的儒雅遒勁、清和灑落，堪稱傳世佳作。

在相容並蓄、中正平和的大唐氣度滋養下，楷書日趨完善，成為通行至今的漢字正體。虞世南楷書《大運帖》宋拓本、褚遂良《同州三藏聖教序碑》拓片、柳公權《唐通議大夫守左散騎常侍嚴公貺墓誌》拓片等文物，讓觀眾一覽唐楷大家風采。

惠澤天下

漢字的發展與書寫載體的革新息息相關。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展，使古人有了大批量、高速度複製資訊的能力，文教經典以印刷品的形式在中華大地廣泛傳播。同時也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對外傳播，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進程。

甘肅省武威市出土的“白馬作”毛筆是漢代毛筆的代表作。筆桿竹制，中空，精細勻正。筆桿中下部陰刻篆體“白馬作”3字，“白馬”為製作工匠的名字。筆頭外覆黃褐色軟毛，筆芯及鋒用紫黑色硬毛，剛柔並濟，富有彈性，適於在簡牘上書寫。筆桿後端尖頭削細，以便插入發髻。此筆長度約為漢尺一尺，與《論衡》所謂“一尺之筆”相吻合。

成都市武侯區群眾路唐代墓葬出土的紙本真言，所用紙張包含大麻纖維、苧麻纖維、竹纖維3種造紙纖維，採用施膠工藝製成。紙本上印有圖像，因埋藏時間甚久而漫漶不清，推測應為佛教法器、手印、花蕾、綬帶等圖案。經文為楷體漢文書寫真言名稱，悉曇體梵文書寫真言內容。目前紙本上可辨認的真言包括《十字佛頂真言》《一字頂輪王真言》《佛眼真言》等17本真言內容。

五代十國時期，印刷術逐漸普及。宋代政府大力提倡印刷業，形成了官刻、家刻、坊刻並行的刻書體系，刻書地點遍佈大江南北。展覽中的五代雕版印刷佛經印于後唐天成二年（927年），是國內現存較早的雕版印刷作品，為研究早期雕版印刷技術和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例證。

漢字書法藝術是中華文明孕育出的璀璨明珠，體現了中華民族獨特的哲學思想、審美體系、才情氣質，也彰顯了各個時代的精神氣象。

展覽第四單元“長——華夏之魂 芳華永駐”呈現了許多名家真跡，如趙佶行書《方丘勅卷》、米芾行書《方圓庵記冊》、黃庭堅楷書《狄梁公碑冊》、趙孟頫章草書《急就章冊》、祝允明草書《岳陽樓記》等。透過這些作品，觀眾不僅能欣賞書法藝術之美，還能體會到歷代文人修身致知、心懷天下的風度。

此次展覽的壓軸展品是辛棄疾行楷書《去國帖》。此帖是《宋人手簡冊》中一頁，內容為酬應類。文中“秋初去國，……日從事于兵車羽檄間”，指的是辛棄疾在江西平“茶寇”之事。根據文獻記載可知，《去國帖》書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辛棄疾時年36歲。此帖書法中鋒用筆，點畫盡合法度，書寫流暢自如，渾厚沉婉，為辛棄疾僅存的墨跡珍品。

中華文脈綿延不絕，歷久彌新。在祖國日益強盛、中外交流蓬勃發展的今天，漢字在更廣闊的世界舞臺上持續煥發燦爛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