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視野新維度新方法闡釋中華文化——寫在“中華文化新讀”叢書發佈暨“快雪講壇”啟動之際

如何讓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今時代煥發新的光彩？如何堅持國際視野，在文明的交流對話中呈現中華文明的特殊價值？如何讓精深的文化經典為廣大公眾理解、吸收，在保證學術嚴謹的同時兼顧普及性？日前在北京發佈的“中華文化新讀”叢書第一輯，是一次積極的探索與嘗試。

據悉，該叢書為國際儒學聯合會與活字文化合作策劃。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輯中，包含葉嘉瑩《興于微言：小詞中的士人修養》、厲以寧《沉沙無意卻成洲：中國經濟改革的文化底色》、王蒙《激活儒學》、陳來《儒學今讀》等10部新著，其中既有“大家寫小書”，展示大家思想裏傳統智慧的結晶，也有不少中青年學者充滿新意和銳氣的研究新成果。

——編者  

一

暮春之初，“中華文化新讀”叢書發佈會暨“快雪講壇”啟動儀式在北海公園快雪堂舉辦。

該叢書特點有四：立足當代性，擇取中華傳統文化精華，與當代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和審美觀結合，實現中華文化的當代呈現；意在世界性，以國際視野研讀中華文化，以世界表達講述中華文化，體現中華文化在世界的獨特價值；秉承原創性，所有選題均為原創著作，並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和材料，著重引入近年來對認識中華文化有所突破和創新的成果；堅持普及性，以“大家寫小書”為原則，寫作深入淺出，圖文並茂，用新語言、新形式講好中國文化故事，打造當代中國人提升本土文化素養的優質讀本。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認為，對中華文化的“新讀”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重要形式，並援引哲學家伽達默爾的“視域融合”理論對這套叢書的名稱進行詮釋。“中華文化新讀”具有三重視域：原作者即文本原初的視域，解讀者所具有的傳統和現代的兩重視域。“中華文化新讀”的過程，是這三重視域交互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歷史傳統造就了我們；另一方面，我們在理解的過程中，結合當下運用傳統元素，這就會使傳統得到發展。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新讀”過程中得以實現。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幹春松解讀其著作《公天下與家天下》，聚焦于“大同”和“小康”這兩個核心概念，並闡釋“大同”和“小康”理念在中國思想史、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當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響。他認為，對中華文化的“新讀”，不僅僅是對古代文獻的重新閱讀，也意味著在審視當今面臨的問題之時，當代人要用好中國文化的豐富思想資源，不斷提出對問題的新理解，併為文化的發展壯大提供新力量。

二

“中華文化新讀”叢書發佈也見證了“快雪講壇”的啟動。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所長陳平原就快雪堂建築空間的前世今生，特別是對梁啟超在此地發起創辦松坡圖書館並擔任館長的學林往事做了深入淺出的闡發。

北海公園快雪堂建築群建於清代乾隆年間，原為皇帝前往闡福寺拈香請福之前休息的場所，僅有澄觀堂、玉蘭軒兩組院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閩浙總督楊景素在調任直隸總督時，將明代匠人劉光旸所鐫刻的書法石刻進獻給乾隆。乾隆極為喜愛，特在玉蘭軒後面添建快雪堂院落，將四十八方書法石刻鑲嵌在院落墻壁之上。乾隆因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石刻將此院落命名為快雪堂，並專門撰寫《快雪堂記》一文：“快雪堂之建，因石刻，非因雪。”

1923年，北洋政府將北海公園快雪堂全院撥作松坡圖書館第一館，以紀念在護國運動中立下不朽功勳的蔡鍔將軍。1925年，快雪堂松坡圖書館第一館正式開放，已受聘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的梁啟超擔任松坡圖書館館長。

據《梁啟超年譜長編》記載，梁啟超每週在清華大學住4天，另外3天回到城裏居住在快雪堂。他常約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學生在暑期暢遊北海，“俯仰咏嘯于快雪、浴蘭之堂”；也常邀名師在快雪堂舉辦學術活動。清華大學國學院學生吳其昌記錄張君勱在快雪堂的講學：“為諸同學講宋賢名理，蓋穆然有鵝湖、鹿洞之遺風焉”。北海快雪堂由清代帝王的皇家苑囿，轉型為公共圖書館和講學場所，甚至在學生眼中具有了鵝湖書院、白鹿洞書院等的氣象。

如今，北海快雪堂不僅僅是一座書法藝術博物館，也將隨著“快雪講壇”的啟動被賦予現代書院的全新功能。快雪堂建築空間功能的嬗變，恰恰印證了梁思成《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一文中“尊重這古國的燦爛文化”“復興國家民族的決心”和“在傳統的血流中另求新的發展”的願景。

三

《禮記·大學》有雲：“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近代以降，學術界聚焦對中華文化的全新解讀、詮釋與研究。

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寫道：“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寅恪研討的主體雖是敦煌學，卻也提綱挈領地指向了“新材料”與“新問題”這兩個關鍵詞。

王國維在歷史學上提出了“二重證據法”，提倡在治學上運用考古發現的“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的“紙上之材料”相互釋證。1934年，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將王國維的治學方法提煉為三：一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王國維治學的“新方法”在學術界産生重大影響。

1919年《新青年》7卷1號刊發胡適《新思潮的意義》一文。胡適在文中提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並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16字範式。

“中華文化新讀”叢書以對中華文化的前沿研究為立足點，以新視野、新維度、新方法闡釋傳統文化，力求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範，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新材料，新問題，新方法，新思潮，這是“新讀”中華文化的犖犖大端。

與古為徒，溫故知新。快雪時晴，佳想安善。

（作者係北京外國語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