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明珠麥積山石窟的歷史與藝術（上）

提起中國的石窟藝術，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和大同雲岡石窟，而與它們並稱四大石窟的麥積山石窟卻頗有養在深閨人未知的味道，但這不影響其獨具特色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一、麥積山石窟的地理位置與營建背景

天水古稱“秦州”，地處甘肅省東南部秦嶺山系末端的渭河上游，素有“隴上江南”的美譽。因東鄰關中長安，地扼陜、甘、川、寧，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和絲綢之路上的交通、經貿重鎮。聞名遐邇的麥積山石窟即落于這座古城東南30公里秦嶺北麓小隴山支脈上的一座孤峰峭壁之上。

麥積山又稱“麥積崖”，其名稱來源最早見於《高僧傳·玄高傳》，記載關中石羊寺高僧玄高因時局動蕩而“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魏書·李煥傳》載，北魏正始三年（506年）秦州主簿呂茍兒反，梁州刺史李煥“令石長樂等由麥積崖赴援”。

至於為什麼要這樣稱呼這處在山梁末端孤兀而立的奇峰，五代文學家、大詩人王仁裕在《玉堂閒話·麥積山》中有一段精彩描述：“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崗巒，麥積山處其半；崛起一石塊，高百萬尋；望之團團，如農家積麥之狀，故有此名。”

而關於麥積山石窟的開鑿和營建，據史料記載，始鑿于十六國後秦時期。此後，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不斷增修營建，前後整整持續了1600多年，現存大小窟龕221個，造像3938件10632身，壁畫近1000平方米，以及大量的碑碣、經卷、文書等文物。

素以優美的自然與人文景觀、栩栩如生的泥塑造像、宏偉絢麗的北朝壁畫和令人嘆為觀止的崖閣棧道建築而享譽海內外。它也是國務院1961年3月4日首批公佈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五A級旅遊景區，2014年6月22日，又作為“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的重要組成部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産。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政局大動蕩、文化大變革、民族大遷徙的重要時期，也是外來佛教藝術與中國傳統文化交匯、碰撞、融合的關鍵階段，地處當時絲綢之路南線要道的麥積山石窟正是當時關中、隴右地區這場變革的真實寫照和珍貴歷史遺存。

西元3—4世紀，活躍于中亞、西域和新疆的印度佛教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經過河西走廊進入中原內地，長安、洛陽、成都、建康（江蘇南京）等成為當時重要的佛教文化傳播中心。其中毗鄰長安的天水（古稱秦州）也成為佛教最早傳入內地的地區之一，西晉永嘉二年（308年），高僧竺法護就曾在天水境內重譯《普曜經》。

長安高僧帛法祖則常年在關隴一帶弘揚佛法，他在信徒中影響很大，史稱“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後來，法祖被秦州刺史張輔殺害，引起天水、隴西一帶羌人憤怒，他們起兵進攻秦州城，張輔也因此被殺，眾羌胡感到大仇已報，便將法祖分屍，帶回去後起塔供養，以示紀念。這一件事表明當時佛教已深入秦州社會各個階層，佛事活動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麥積山作為秦州境內奇特的丹霞地貌，東漢時就已經引起人們注意，當時與漢光帝劉秀對峙的隗囂就曾在麥積山背後的雕巢峪修建有避暑行宮。北周大文學家庾信稱麥積崖為“隴坻之名山，河西之靈岳”，《秦州志》亦稱其山為“秦地林泉之冠”。可見古人很早就已將麥積山作為消暑納涼、尋幽問道的場所。

南北朝時期，禪修與觀像是北方地區僧人最重要的宗教實踐活動之一，環境清幽、景色秀麗的麥積山也自然引起僧侶們的關注。玄高到達此地時，已有秦地高僧在此禪修，僧眾規模已達百人之多，可見當時麥積山佛事活動之盛。至於這一時期是否有開窟造像之舉，目前尚無明確證據。但從僧侶禪修觀像的實際需要，以及後秦姚興倡導的三世佛思想在麥積山北朝造像體系中佔有絕對地位等情況分析，麥積山石窟始建於後秦應該是歷史事實。

隨著晉室南遷，由氐、羌、匈奴、鮮卑北方遊牧民族建立起的大大小小的割據政權在以長安、洛陽、鄴城等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展開了長期混戰，百姓飽經兵火戰亂和各種流離苦難，加之統治者對佛教的推崇，使包括麥積山在內北方各地石窟寺開鑿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猶如一串串珍珠鑲嵌在古老的絲綢之路沿線，共同構成了中國石窟藝術輝煌燦爛的篇章，成為人們認識和了解外來佛教藝術中國化、民族化、世俗化，以及古代中西之間文化藝術交流與互動的重要載體和窗口。

二、北魏時期的石窟造像

麥積山北魏窟龕約有90個左右，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窟龕有第74、78、90、100、128、165等窟，主要集中在西崖中下部。

其形制多摹倣少數民族的穹窿頂式帳篷樣式，造像以三佛、交腳彌勒為主。時間稍後一點的窟龕內造像除三佛外，交腳、思惟、釋迦、多寶、七佛等題材開始增多，充分反映和體現出大乘佛教的法華造像思想。造像風格呈現出濃郁的中亞犍陀羅和印度秣菟羅特徵，並兼有北方遊牧民族高大、魁梧、挺拔的造型特點，與著名的雲岡曇曜五窟造像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開鑿時間約在西元460年前後。

北魏中期窟龕體量較小，形制已呈現出漢化特徵，多為平面方形，平頂。窟內多設佛座或開圓拱形淺龕，壁面上多有整排的小耳龕或壇臺。典型代表如第23、76、86、89、92、93、115、155、159、163等窟。

窟內造像題材仍以三佛為主，兼有一佛二菩薩像。同時，開始出現弟子像。此外，姿態各異、塑作精美的影塑佛、菩薩、弟子、天人、飛天、供養人等大量出現。造像風格方面，無論是佛、菩薩、弟子，還是飛天和供養人，造像形體已由早期的高大魁梧轉向舒展挺拔，面部神態由端莊剛毅轉向清秀恬靜，服飾裝束也由輕柔貼體、袒右露胸轉為垂領對襟、衣裙掩映。

有趣的是，許多窟龕內常常是胡漢兩種風格交相輝映：身穿圓領或袒右袈裟的坐佛兩側，褒衣博帶、身姿輕盈的漢裝飛天撲面而來，體現出一種濃厚的時代變革氣息。這種變化主要源於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正式遷都洛陽，雄才大略的他為了加快漢化步伐，以法令形式禁穿胡服、改著漢服，禁止胡語，改鮮卑姓為漢姓，並大力提倡民族之間通婚，重新確立起北朝門閥制度。

正是在這一系列漢化措施影響下，使鮮卑貴族的舊俗得以根本性改變，並最終全盤接受和吸納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化禮儀制度。同時，也影響到北魏統治下的秦州地區，但由於這裡長期以來是氐、羌、休官、屠各等民族的主要聚居區，這種變化略帶有一定滯後性。

北魏晚期是麥積山石窟開鑿的鼎盛階段，代表性窟龕有第81、83、87、121、122、133、142、154等窟。窟龕形制更加複雜多樣，窟內多有臺基、佛座、淺龕、壇臺等附屬建築，頂部也從平面方形面向方形套鬥頂演化。

除傳統意義上的中小形窟龕外，開始出現類似第133窟這樣的大型窟，高5.80、寬12.20、進深10.83米。窟內結構複雜，佛龕密布，造像內容豐富，題材組合多樣，形成了“無處不佛影，四壁皆飛天”的奇景，令人讚嘆不已。

這一時期造像風格在龍門石窟等中原地區影響下，已全部轉變為褒衣博帶的漢裝人物形象：佛面容清秀含笑，直鼻小口，端肩挺胸，穿寬博袈裟，衣裾垂覆于佛座前，服飾表面刻劃有稀疏剛勁的衣紋線。菩薩束髮高髻，面容清秀，多有項圈、耳鐺、手環、臂釧、瓔珞等飾物，上穿寬袖交領衫，下著齊腰裙，腳蹬高履，帔帛腹前十字交叉或穿環後貼膝而下。一手持蓮蕾，一手持帔帛，表情恬靜、體姿婀娜。弟子均身著袈裟，面部表情或稚嫩清純，或憨態可掬，或凝思苦想，或飽經滄桑。

供養人更是千姿百態：有的頭戴冠帽、寬袍大袖，有的發髻高聳、長裙曳地，有的手持法器、攜子同行，有的雙手齊胸，虔恭而立，不一而論。充分展現出鮮明的人物性格特徵、豐富的內心世界以及對佛國凈土的嚮往。

作者簡介：

孫曉峰，歷史文獻學（含敦煌學）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敦煌研究院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秘書長，《敦煌研究》編委。先後承擔、主持或參與過甘肅省東部地區中小石窟調查、《天水通史》編撰、《甘肅石窟志》編撰、麥積山石窟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甘肅省長城資源調查等重要業務工作。另外，出版專著2部，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主持、承擔或參與多項國家、省部級社科項目，目前正在主持國家社科重點項目《麥積山石窟第120-127窟考古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