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關於“國家”，中國和西方為何存在溝通障礙？

關於國家的概念，中國和西方有著理解和溝通的障礙。已有的中西方政治理論聚焦國民與政權的關係，以社會(society)與政權(state)兩種形式解釋歷史演化。中國理論強調政權塑造社會構成，政權的先進性決定社會先進性。西方理論強調社會構成塑造政權，社會的先進性決定政權先進性。然而，政權與社會兩分的方法導致了“國際”與“國內”知識體系的邏輯斷裂。

老子言：“二生三，三生萬物。”北京大學潘維教授認為，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entities)是“政權(state)與社會(society)”兩分之外的“三”，希望這一概念比現有的理論更能有效解釋“國家”進化。以下是“道中華”對潘維的訪談。

記者：您提出“政治共同體”概念，它和中文“國家”概唸有何關係？

潘維：什麼是“政治共同體”？中文“國家”的本意就是“政治共同體”，即國民、國土、政權的三位⼀體。“國家”包含政權，卻遠不僅是政權。很遺憾，當代中文普遍以“國家”指稱“政權”（state），而以“社會”指稱“家”。這迫使我以“政治共同體”取代“國家”。自古以來，“中國”是“家國同構”的政治共同體，故稱“國家”。“國”類似“大家庭”，包含無數小家。由小家而大家，由大家而國家，是國土、政權、國民及其福祉的三位⼀體。

古文“中國”原指“都城”。城邦政權統領本邦民眾及四方鄉土。三千年前，西周聚合數百成千城邦，實現了“封建”大一統，是中華政治共同體“大一統”的開端。孔⼦精編西周詩歌，即《詩經》。其中，《⼤雅·⺠勞》傳為西周時“召穆公”召虎所作。召虎，姬姓召氏名虎。西元前841年，周厲王被都城鎬京的“國人暴動”推翻，召虎與周定公輔佐周宣王即位，即“周召共和”，是為中國史確切紀年的開端。

《民勞》⾥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之句；這一句同時出現了“民、小康、中國、四方”四大概念，顯然包含民和民之福祉、居都城的政權、以及國民和政權賴以生存的“四方”國土。還有，“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這幾句以民生歡樂憂愁和安寧為政治之本的古樸詩句，驚天地、泣鬼神，感動中華三千年。國泰民安、國無有殘，迄今仍是中華百姓的至誠願望。

記者：中西文明存在明顯差異，那麼，中西“國家”概念差別又體現在哪些方面？

潘維：“nation”這個概念的原初含義是“國民”，與《民勞》⾥的“民”類似。但較之三千年中華⼤⼀統，“nation”在西方出現得很晚，晚到17世紀中葉。中世紀歐洲充斥封建王公“領地”（kingdom）。民眾附屬於王公貴族擁有的“四方”鄉村⼟地（country）。這些土地和地上屬民常被王公當嫁粧相互贈送。西方學界公認：歐洲的“nation”是1648年打完“宗教戰爭”（三十年戰爭）後才出現的，迄今不到四百年。戰後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規定國界固定，即王公不能再隨意互贈國土和國土上的民眾。隨之而來的是“人民主權”概念。“主權”原指“天主”的治權；“人民主權”則以“國民”（nation）取代“天主”。

由於歐洲直到“近代”才結束“封建”史，西文缺少政治共同體的統稱，只有政權（state）、國土（country）、國民（nation）三者的分稱。中文以“國家”為政治共同體的統稱，但缺少三者的分稱。於是，西文三個分稱在中文裏都被譯為“國家”。這是當代中文用“國家”指稱“政權”（state）的最初緣由。

西文“nation”的原意是“國民”，而今則代指傳統中文意義上的“國家”，即國土、國民、政權“三位⼀體”的政治共同體。何為“三位⼀體”？國民生活在國土上，以國界區分。國土是“人民主權”的硬界限。先厘定“國土”界限，才談得上“民主”。以為西文概念“nation”專指“語言文化共同體”，是當代中國學人的重大誤解。這一誤解不僅導致知識陷阱，而且導致學術烏龍。

記者：有些中國學人誤以“nation”專指“語言文化共同體，西方“nation”是如何演變為“國家”概念的？

潘維：“Nation”被看作“語⾔文化共同體”，源於這個概念內涵的歷史流變。起初，在17世紀，“nation”並未強調“語⾔文化”，只是默認歐洲傳統封建領地的疆界為國土疆界。歐洲封建領地⾥包含多種語言文化。羅馬帝國被日耳曼各部落肢解後，各日耳曼語與其他歐洲語⾔逐漸混合成“方言”。從中國視⻆看，歐洲的多種語⾔遠不及中國“方言”數量眾多。若用字母文字準確拼寫天津話發音，北京話與天津話的差別未必小于俄語和烏克蘭語的差別。

從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早期的美洲開始，“民族解放運動”興起。“民族解放運動”是擺脫歐洲各殖民帝國統治的“建國運動”，建立獨立的“nation”，即政治共同體。哪些群體有資格成為“nation”？這就需要先“認定”國民，根據語⾔和（宗教）文化主觀認定“國民”。於是，“語⾔文化共同體”成為認定“民族”的主要標準。這裡，“民族”（nation）指尚待建立自主政權（state）的政治共同體。中文初譯“nation”為“國族”，二十世紀中期統一譯為“民族”。於是，認定語⾔文化差異就是認定“國族”。

然而，如此人為“認定”的國族，天然規模小，生存力低，語⾔文化差異原本界限模糊。這也不是美國從英國獨立、建立自己獨立政治共同體的原因。事實上，英國人與北美13個英屬定居區的語⾔差異，小于英格蘭與蘇格蘭的語⾔差異。支援美國獨立建國的重大勢力是英國的死敵法國。

然後，到20世紀中後期，歐洲殖民帝國不復存在，“民族解放運動”結束。此時，所有大中型政治共同體都包含多種語⾔文化共同體，但也都努力讓本國通用語⾔和通用法律成為“主流”，以使“政治”共同體擁有較強“內聚力”。從此，“nation”就是“政治共同體”。沒有獨立政權的“語⾔文化共同體”不會被承認為“nation”，沒資格加入“聯合國”（United Nations）。

21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政治共同體內由外部強國挑動的分裂運動，多與“恐怖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相關。這個曾經針對歐洲殖⺠帝國的運動，而今是逆歷史潮流的反動運動。概⾔之，西學曾視“nation”為“文化共同體”；但而今指稱“政治共同體”，指稱有獨立政權的“國家”。所以，“United Nations”（聯合國）不是“文化共同體”間的組織，不是“民族”間的組織，而是“國”際組織。

記者：您認為澄清中⻄“國家”概念的流變有何意義？

潘維：而今歐美人普遍認為，政治共同體“nation”包含多元語⾔文化。只有希特勒才鼓吹純種、單⼀語⾔文化的“nation”。連偏居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原先與“納粹”關係密切的北歐各國，而今也盛行多元文化。美國總統常挂嘴邊的“We American nation”，指的是“我們美國”或“我們美國⼈”，並非標榜單⼀⽂化。事實上，絕大多數美國人為美國是個擁有多元移民文化的政治共同體而⾃豪。所有美國家庭移居美國的歷史，迄今都不超過四百年。

“Nation state”又是什麼？那不是指單⼀語⾔文化共同體的政權。“State”是政府“government”的抽象詞，正如中文以“政權”作為“政府”的抽象詞。在聯邦制下，“州”政府也是“state”，聯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的抽象詞是“nation state”，也就是“全國政權”或“中央政府”。直到“國家”和“政權”消亡、世界實現大一統之前，“nation”和“nation state”都不會“過時”。

中國在反抗歐洲殖⺠帝國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曾經起到重要作⽤。中國也在內部“認定”出了不分“nation”和“ethnicity(族裔)”的56個“民族”。中國學界的重⼤誤解是將“nation state”視為特定語⾔文化共同體的政權。簡單概括，中文的“國家”，原指國土、國民、政權三位⼀體的政治共同體，但而今中國學界以“國家”指稱“政權”（state），幾乎放棄了中文“國家”的本意。西學“nation”的原義是“國民”，而今則指稱“政治共同體”，即中文“國家”的原義。

澄清中西“國家”概念的流變，是推動知識進步的第⼀步，也有利於民族理論研究創新，為解決概念混亂，所以有必要引入“政治共同體”概念。

受訪者簡介：

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碩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比較政治理論、比較政治、政治學方法論、中國社會與政府等。著有：《農民與市場》(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法治與民主迷信——一個法治主義者眼中的中國現代化和世界秩序》《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當代中華體制》《信仰人民》《士者弘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