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哲學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

日前，著名作家劉震雲走進北京大學，來到“小説家講堂”的課堂，發表了“文學與哲學的量子糾纏”為主題的演講。本次講座也是“第三屆王默人-周安儀世界華文文學獎”系列講座活動的第一講。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文學與哲學的量子糾纏》。

所謂“量子糾纏”，指的是二者之間的穿越、交叉、混合。什麼是文學？通俗的説法是：文學是生活的反映。確實有一些文學作品是生活的反映，但是如果文學僅僅是生活的反映，這樣的作品一定是三流的作品。所以，我經常説一個觀點，好的文學出現在生活停止的地方。生活在什麼地方停止呢？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同一個情緒、同一個思緒在生活中，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反覆琢磨和思考，過去就過去了。但是文學，它有時間把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同一個情緒、同一個思緒來分析和碼放。

◤我從來不承認這個世界上有誰聰明◢

我還有一個觀點就是，好的作家一定要嗜學。他一定要有足夠的知識和見識，知道孔子、柏拉圖、休謨、康得、薩特這些哲學家（這幾個人水準差不多）。知道他們，才能知道世界上什麼人對這個世界進行了怎樣不同角度的思考，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常看一些作品，開篇寫得很好，中間就不行了，到後面就塌方了。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一些作家，第一部作品寫得很好，第二部、第三部就不行了，為什麼呢？

當然可以牽動很多原因，有人説缺乏生活，要體驗生活。我覺得生活不用體驗，生活永遠撲面而來，誰也沒有生活在另外一個星球上。今天我來北大不是生活嗎？有人説我參加綜藝節目。其實，這不也是體驗生活嗎？新形態的生活。

我參加脫口秀有很深的體會：脫口秀演員真是不容易。呼蘭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英文説得比中文還好，又回到中國用中文説脫口秀。我覺得這個關係的結構有意思。還有徐志勝，長得跟潘安似的。相聲一般是調侃對方、調侃捧哏的，但脫口秀演員都是自嘲，説自己的長相，説自己遇到什麼糗事，把祖宗八代幹的那些不靠譜的事從頭到尾給捋一遍，從裏邊找個笑點讓別人笑。我看脫口秀演員似乎看到了魯迅。魯迅先生説嚴於解剖自己，要勝過解剖別人。脫口秀演員像解剖青蛙一樣在解剖自己，這不容易。我去了一趟脫口秀大會，對他們充滿了同情，也充滿了尊敬。

所以，到底是為什麼呢？許多作家總會把自己説成是一個寫故事的人。很對，但是每個人寫作的出發點是非常不一樣的。寫故事的人，他遇到了一個有意思的人，遇到了一個有意思的故事，包括天上飄過的一朵雲、一段情緒、一個私心、一縷炊煙都可能讓他寫東西。但我不是這樣的，我一定要找到一個支點，這個支點就像阿基米德説的，你有一個支點能夠把地球撬起來，能不能把地球撬起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起碼能夠把一個小説給撬起來。這非常重要。

作家寫到一定階段，你會發現語言對於小説的意義也不重要，通過專業的訓練形成語言風格沒有問題；故事感人也很容易達到；最難的是故事的結構和人物的結構——這最考量一個作家思辨的能力（文學和哲學的量子糾纏在他身上的體現），當然也包括他知識的廣度與格局。

思想和認識支撐著寫作。你有多大的見識、有多大的格局、有多大的知識儲備，決定著你的輸出。這個輸出甚至可能只佔據你儲存的百分之一。如果你連古今中外那麼多的聰明人，他們認識的角度和深度、廣度，以及他們的視野都不知道，僅憑自己的小聰明，是不可能寫出好作品的。我從來不承認這個世界上有誰聰明。

◤文學的底色一定是哲學◢

文學的底色一定是哲學。白居易《賣炭翁》裏的兩句詩，“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這兩句詩好就好在充滿著哲學的思辨，一個賣炭翁，風雪天在街上叫賣，衣服很單薄，但盼著天氣更寒冷一些，為什麼？因為炭好賣一些。

《琵琶行》中寫“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反映了一個哲學思辨，人和人之間的相知和時間的關係，每天在一起工作了幾十年的人，未必相知，第一次見面卻成了那麼知心的朋友。他和她根本沒有説話，是怎麼相知的呢？通過“大珠小珠落玉盤”。“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聽哭了，而且是青衫濕，不是衣袖濕。

李商隱有一首詩，“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君問歸期未有期”是過去現在時，過去沒有微信，也沒有手機，妻子一封信寄到這裡；“巴山夜雨漲秋池”是現在時，“何當共剪西窗燭”是現在將來時，“卻話巴山夜雨時”是將來過去時。對於時空、對於命運的感觸，我覺得是相當了不起的。另外還有一種説法，他收到妻子這封信時，妻子已經去世了，詩中所寫是一種想像。如果是一種想像，這個詩的價值又翻了一倍。

凡是好的詩一定不單是情感和情愫的表達，一定有哲學的思辨。李白寫得最好的兩句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這兩句都是千古名句，就是我們見不著唐朝的月亮，但是這個月亮曾經照過唐朝的人。唐朝有個不是特別出名的詩人陳陶，他寫過“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無定河在陜北，當時的塞外，人已變成了白骨，而在洛陽或長安，一個人春回夢裏，以為他還是活著，還會回來。真正可憐的是這“閨中人”。

2016年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多人覺得評委瘋了。千萬別遷怒，先仔細想一想，仔細讀一讀鮑勃·迪倫、聽一聽鮑勃·迪倫。他去年出了一本書《現代歌詞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s）。他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手，他的詞寫得非常好，其中有一首《答案在風中飄揚》（Blowing in the wind）：

一座山要佇立多少年，才能被沖刷入海；（快趕上李白了）

一些人要存在多少年，才能獲得自由；（快趕上曼德拉了）

一個人要回轉過多少次頭，才能假裝什麼都沒看見；（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風中飄揚

答案在風中飄揚。

另外，這個世界上的好作家，不但作品寫得好，作品的名字也取得不同凡響。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我沒讀的時候，以為是寫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像林黛玉和賈寶玉一樣的故事，但不是。他寫的這個“紅”是blood(鮮血),寫得驚心動魄。還有一個中國作家李洱，他的小説《石榴樹上結櫻桃》，這個作品名字也讓我非常震動，為什麼石榴樹上能結櫻桃？

但是，我説文學的底色是哲學，並不是説要把文學寫成哲學。我的另外一句話是：哲學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文學的底色是哲學，但哲學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這也是一個量子糾纏。

哲學在什麼地方會停止呢？哲學力圖要把這個世界説明白，不管是《論語》，還是《道德經》，都力圖把世界深處的道理説明白。哲學説不清的事是哪些事呢？比如人的內心、人的情緒、人的情感、人的私心、人的思考和人的靈魂，都是哲學永遠説不清楚的。哲學説不清這些事誰來説？文學。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話説得特別好，你永遠找不到靈魂的邊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因為它的原因隱藏得非常之深。

◤文學中的“目光”：介入者與出走者◢

另外，文學中是有“目光”的。比如魯迅先生，他跟他同時代的作家有很多區別，特別是和他同時代的鄉土文學作家——當然他們也寫得非常好，但他們寫的就是鄉土文學，而魯迅先生寫鄉土寫出來的是世界性的作品。區別是什麼呢？區別並不是魯迅先生對農村的生活比那些作家更熟悉，而是魯迅先生作品中的目光和其他鄉土作家的目光是不一樣的。其他鄉土作家是從一個村來看世界，魯迅先生是從世界來看一個村莊，所以他就寫出了像阿Q、祥林嫂、孔乙己這樣的人物。

就我自己而言，寫到《一句頂一萬》的時候，感覺稍微開竅了一點。《一句頂一萬》寫的是一些不愛説話的人，比如與賣豆腐的、殺豬的、剃頭的、染布的、破竹子的，還有傳教的。我們村的人都不大愛説話，包括我也不愛説話，因為他説話不佔地方，他説話也沒有人聽，他把對話變成了自言自語，久而久之在尷尬和自嘲的情形下，他也就不説話了。

但不愛説話並不是説他沒有話。那他的話哪去了？他的話被咽進去了。過去有一句話説“打碎了牙往肚子裏咽”，“打碎了的話也在往肚子裏咽”。不愛説話到了肚子裏就變成了心事，那麼多不愛説話的人都在大街上走，萬千心事匯成萬千洪流，改變著生活，決定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這是一個哲學的辯證思考。

《一句頂一萬句》裏我寫了傳教士老詹的故事。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確實有很多傳教士來到了中國。其中一個傳教士來到了河南延津，他是義大利米蘭人。義大利人的名字都特別長，延津人嫌麻煩，叫他老詹。老詹來的時候眼睛是藍的，黃河水喝多了，就變黃了；來的時候，鼻子是高的，但老在河南吃羊肉燴面，就變成了一個麵糰。四十年過去了，老詹在街上走，背著手，和一個賣蔥的老頭沒有任何區別。他來到我們延津四十年就發展了八個信徒。

他在黃河邊遇到了一個殺豬匠老曾，就説，老曾你信主啊。

老曾説，信主有什麼好處？（這是中國人的思考習慣）

老詹説，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誰，從哪來，到哪去。

老曾説，不信我也知道，我是老曾，從曾家莊來，到各村去殺豬。

老詹説，你説得也對，那你總不能説，你心裏沒憂愁吧。有憂愁你不找主找誰呢？主馬上告訴你你是個罪人。

老曾又急了，我跟他一袋煙的交情也沒有，咋知道錯就在我呢？

老詹的教堂後來被縣長征走了，他就住在一所破廟裏，每天給菩薩上炷香：菩薩，保祐我再發展一個教徒。他心中的教義無處訴説，每天晚上用義大利文寫信，寫給遠在米蘭的他妹妹的孫子。正因為他在延津把主的福音説出來了，所以他對教義的理解非常深刻。這些深刻和獨到的理解，漂洋過海回到米蘭，進入一個八歲孩子的世界。八歲孩子覺得老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傳教士，他的信徒有幾千萬，他的教堂一定像米蘭大教堂一樣雄偉。老詹去世了，那些殺豬的、磨豆腐的、剃頭的去給他辦喪事，發現一張圖紙，就像米蘭大教堂一樣宏偉的延津第二教堂的圖紙。這時候，圖紙活了，塔頂上的大鐘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

老詹確實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傳教士，他傳教沒傳給別人，但傳給了他自己。什麼地方最適合傳教，在不信教的地方。這個地方，有老詹的介入和沒有老詹的介入是非常不同的。

《一句頂一萬句》出法文版的時候，我去法國一個書店交流。一個法國女士站起來説，你知道我們老詹他妹妹的孫子現在幹什麼？我説不知道，因為他在書裏就是一個收信的小孩。那位女士説，他現在就是米蘭大教堂的大主教。聽了之後我特別震撼，也特別自責，覺得《一句頂一萬句》沒有寫好——哲學和文學的量子糾纏在我這裡出現了。如果我當時能知道有這樣的人物結構、知道八歲小孩未來成為了米蘭大教堂的大主教，如果我當時有這樣的視野和格局，《一句頂一萬句》又不一樣了。

所以孔子有一句話説得很對，“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對的，“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對的——但確實存在著不同的“道”。當你寫這個作品的時候，你肯定是想把它寫好，但是你回頭看也會有很多遺憾。當然缺點並不是壞事，失敗也不是壞事，它是寫下一部最大的動力。

◤不是死了三百萬人而是一個人死了三百萬次◢

最後，我想談談幽默。全世界都知道我很幽默，那是他們沒到我們村去——我是我們村最不幽默的人。幽默分很多層面：首先，是語言的幽默，但我的作品裏沒有一句話是幽默的，而是後面的故事結構和人物結構的幽默。當然，最好的幽默是結構背後道理的幽默。

小説《溫故一九四二》寫了河南饑荒那麼大的災難，但能夠看到這個小説裏的幽默。為什麼呢？那是因為生活背後的道理就很幽默。1942年因為旱災和國民政府賑濟不力等原因，河南死了三百萬人。我認為，用哲學的理論來解釋，其實不是死了三百萬人，而是一個人重復死了三百萬次。死了三百萬人是一個事實，一個人死了三百萬次是一個思考。因為這三百萬人的死法、原因、動因，包括最後的結果是完全一樣的。能讓一個事在同一片土地上重復三百萬次，而且是死亡，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他們會用這種幽默的態度來對待三百萬次的重復死亡？

在寫小説之前我回了老家，想問問1942年的倖存者，比如我的外祖母。我説，姥姥我們聊聊1942年。1942年是哪一年？餓死人那一年。餓死人的年份太多了，你到底説的是哪一年？遺忘比殘酷更觸動我。人對恐懼的恐懼是一種恐懼，對恐懼的遺忘是另一種恐懼。

行，我説為了遺忘我就試試吧。接著我就把從1940年到1945年的世界範圍內的文獻都看了，包括《泰晤士報》《民國日報》，以及國民黨政府的文件等等。看完之後，我突然發現了一個“大和小”之間的哲學問題：對一個區域來講，三百萬人很重要，特別對我們河南人而言；但是1942年發生了很多事：史達林格勒戰役、宋美齡訪美、甘地絕食等等，從《紐約時報》一直到《泰晤士報》，所有世界的新聞都集中在了史達林格勒，集中在了宋慶齡訪美，集中在了甘地絕食。有報道説丘吉爾感冒，卻沒有一個小豆腐塊在説河南，那就證明河南死了三百萬人，在世界的格局中是不重要的，對蔣委員長也是不重要的，他需要處理的是跟美國、英國、蘇聯之間的關係，包括進入膠著狀態的中日戰爭——那些事情稍微處理不好，中國就會向別的方向偏離。但在內地死了三百萬人，不會影響世界的格局。我突然發現他們不是因為旱災餓死的。

這些是別人對待我們的態度，我們自己對待自己是什麼樣的態度呢？我發現他們臨死的時候沒有責怪任何人，不遷怒，而是想起了自己的同鄉——他三天前就餓死了，我比他多活了三天，我值了。這麼大的災難，最後用一個笑話説出來；這樣的幽默，悲涼、殘酷。餓死的人、受災的人，他們對待自己的態度，比對待別人的態度和世界對待他們的態度更加重要。

電影《1942》中，大饑荒過去後，蔣介石（陳道明飾）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飾）在橋上的一段對話。蔣介石問：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河南省主席答：政府統計1284人，實際300萬人。這樣的幽默是從故事結構、人物結構，包括人性和靈魂的縫隙中透出來的一絲冷風。當你用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嚴酷的事實時，嚴酷會變成一堵墻，雞蛋撞上去就碎了。當你用幽默的態度來對待嚴酷時，幽默就像大海，嚴酷會變成冰，它掉到幽默的大海裏，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