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學共用最情深

編者按：閱讀是人類獲取知識、啟智增慧、培養道德的重要途徑，可以讓人得到思想啟發，樹立崇高理想，涵養浩然之氣。4月23日，是第二十八個世界讀書日，第二屆全民閱讀大會在浙江杭州啟幕。讓我們走進作家王蒙的書香之旅，感受世界文學經典可以給予一個人怎樣的精神滋養，感受相容並蓄、開放包容的精神力量，共同涵養“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書香文化。

下午剛過3點半，火爐裏的煤就燒完了。室內溫度加速變冷，全閱覽室只剩下一個剛滿10歲的孩子。他戴著棉帽、耳朵套、禦寒口罩、脖套，一心一意讀書、滿眼是淚，使工作人員——一位老奶奶、一位大叔叔無法下班。他們二人竊竊私語，在商量如何將孩子勸離。勸離也是為了保護孩子的健康，但是孩子讀書的認真與投入，使他們無法張口。最後孩子也覺察了、明白了、理解了，他依依不捨地告辭，還説了“對不起”。兩位工作人員笑著告訴孩子，“室溫只有11攝氏度”。

時間是1943年12月，地點是北京西四北六條的“民眾教育館”。小學五年級的我，正在讀法國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寒冷的大廳裏，我的心在發熱。書中被饑餓逼迫得偷了一片麵包的“罪人”冉阿讓從監獄裏逃出，受到善德的保護和震撼，他燃燒起高尚的大愛，從此成為一個聖徒、一個絕對的利他者。

雨果應該是以文學的熱情宣揚作家理想中的拯救與寬恕，而中國少年同時溫習的是早已背誦下來的“惻隱之心”“人之初，性本善”與中國化佛教的慈悲與頓悟。

很快，在畫冊《世界名人小傳》中，我找到了雨果，偏偏畫冊中他的譯名是“囂俄”。那時的我已經發現語言符號的差異性與同一性關係了。

還有老師講過的安徒生的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與當時的現實結合起來，這些作品強烈觸動了一個孩子的神經——我萌發了對於階級社會不公的痛感與反感。對來自法國與丹麥的這兩位作家的作品，我從此覺得有了共鳴。

小時候，家裏另有兩本常被長輩談起的書，一本是美國作家奧爾科特的《小婦人》，一本是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小婦人》中大女兒名叫梅格，小女兒名叫艾米，這是長輩們整天説來説去的名字，像是在説我們的鄰居、我們的親戚，這也是如今已89歲的我，留下的對於《小婦人》最深的記憶了。同時，我還記住了“她們家”的貧苦與天真、和睦與溫馨。對於自小受到父母感情不和折磨的小王蒙來説，他相信，他對於社會、家庭、雙親生活方式的很多所見，是不對的、不人道的，是必須大變特變的。關於《愛的教育》，我不忘其中的許多章節，比如《六千里尋母》。我不忘此書對於禮貌的強調，不忘此書的循循善誘、至情至理。

歷史革命大潮中，少年兒童的成長驚人。1946年春季，不到12歲的我，已經與中共華北局城工部所屬北平學委的地下黨員何平同志建立了固定聯繫。何平同志教給我的第一首歌是《喀秋莎》，“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然後是《祖國進行曲》，“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在我的眼前出現了另外一個雄奇而又無限光明的世界。

於是，我讀了瓦西列夫斯卡婭反映蘇聯衛國戰爭的《虹》、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立即記住了保爾·柯察金的偉大名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還有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與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為了讀它們，我去了文津街上的北京圖書館，那時必須掏出中學學生證，館方才允許一個小孩進館借書。

最感動我的是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1949年前後，我一頁一頁地精讀了此書的中文版。法捷耶夫把蘇聯青年的精神世界寫得如此深刻細膩、美好迷人：指揮若定的16歲隊長奧列格、嫻靜高雅的鄔麗亞、活潑熱情且玩弄外敵于手掌之中的劉巴、勇敢拼命的邱列寧……還有對他們被逮捕後精神層面的描寫，對萊蒙托夫詩作《惡魔》的引用：天國的謫放者飛越過了/高加索群山的峰巒上空/卡茲貝克宛如金剛石棱面/在下面閃耀著永恒的雪峰……

我視法捷耶夫此書為圭臬、為經典、為心靈密碼與讚美詩，反覆閱讀背誦，淚流滿面。經他的手，哪怕有教條主義味道的文思，也能被他的博大才華與生活化、藝術化的文學激情以及高超的文學手段、深厚的俄羅斯文學傳統所深化和激活。法捷耶夫的筆觸能夠化呆板為神奇，化條條框框為百分之百的感悟與生動。後來我常想，好書、好文學、好哲學都有一種免疫力，它們的深刻與真誠的抒寫，它們的深厚生活與歷史積澱，它們的一切應對，無往而不利。

1952年，我著重閱讀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生氣貫注、刻畫精深、全面完整。它的代入感、在場感、鑽心感、同情感、悲憫感與焦灼感，使我牽心牽肺、難分難解、人書兩忘、人書合一。這樣的閱讀體驗，在我看來，只有《紅樓夢》能與之相比。《復活》的莊嚴，聶赫留朵夫的懺悔，托翁對於舊俄一切上層建築的全面批判與否定令人震撼。

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怎麼讓你難受怎麼寫，他對社會人生的絕望感令你窒息。他反對暴力革命，而他的揭露與控訴卻必然通向革命。邵荃麟翻譯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僅僅書名就可以被視為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的呼號吶喊，誰不是出於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底層人民的同情與不平，而獻身革命事業的呢？

之後，讓我入迷的是法國作家巴爾扎克。他拿著外科解剖刀和物理學放大鏡，解剖人生、解剖社會，記錄並描寫千姿百態的人間悲喜劇，讓我讀得拍案頓足，目瞪口呆。寧失去英倫三島，不能失掉莎士比亞，這是英國人珍愛文明與文化軟實力的豪言壯語，我想法國人也會以同樣的珍惜對待巴爾扎克和雨果。

而後，令我沉浸其中的是英國的狄更斯。他的《雙城記》幫助我在跌宕起伏中穩住陣腳，保持光明的底色，沉穩面向大者、大勢，面向黨和人民的事業，面向光明似錦的前途。

有一種閱讀，作者高大開闊、豐富強健、智慧深邃，幫助你、開導你、啟示你、提升你。我以上所説都是如此。還有如美國的惠特曼，他的詩是奮鬥、力量、勞作與創業的證詞。

我學了一點點外語。我翻譯過美國現代小説家約翰·契佛短篇小説與紐西蘭的“新小説”。我閱讀過英文版海明威的作品，更讀過用阿拉伯字母或斯拉伕字母拼寫的烏茲別克語長篇小説《納沃伊》《花拉子模》《布哈拉紀事》等等，我體會到多懂一點外語等於多幾副耳朵、多幾雙眼睛的樂趣。

眼見改革開放以來中外書籍互譯出版、互動互補與互文互證的發展，包括一些摩擦與碰撞出的火星，其樂何如！見賢思齊，與時俱進，中國文化向來重視拿來引進、本土紮根。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將與愈益發展的共同閱讀、分享閱讀、交換閱讀、互鑒閱讀一路前行。

結束本文時，我願意提一下我手抄的波斯詩人莪默·迦亞謨的一首烏茲別克語詩作。譯文原義是：空閒時候要多讀好書/不要讓憂鬱的青草在心胸生長/痛飲美酒吧/哪怕是死亡的陰影漸漸靠近。

我把它譯成中國式“五絕”：

無事須尋歡，有生莫斷腸。遣懷書共酒，何問壽與殤。

有人説，迦亞謨是波斯的李白。好極了，這同樣也是“德不孤，必有鄰”啊！

（作者：王蒙，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