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編鐘等入選第五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産名錄

曾侯乙編鐘  湖北省文化和旅遊廳供圖

近日，國家檔案局公佈了第五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産名錄，乾隆《京城全圖》、招商局歷史檔案等55件（組）檔案文獻入選。從2000年開始，國家檔案局建立中國檔案文獻遺産名錄的組織申報評選工作，截至目前，共有198件（組）檔案文獻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産名錄的建立，為我國申報世界記憶名錄和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提供了資源儲備，也提高了公眾對我國檔案和檔案工作的了解。

保護傳承文化遺産

近日，湖北省博物館的編鐘演奏廳人潮涌動，因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産名錄，廳內展品曾侯乙編鐘再次迎來參觀熱潮。

曾侯乙編鐘于1978年在湖北隨州出土，距今約2400年，共65件，分三層八組懸挂在銅木結構鐘架上，是迄今為止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音樂性能最好的出土青銅編鐘。其鐘體、挂件、鐘架橫樑上共有銘文3755字，內容少量為記事，絕大部分為與編鐘及其音樂相關的編號、標音及樂律理論。同時，它還是實用樂器，至今仍可以演奏，其音響完好保存了當時的樂音資訊，音高穩定，音域寬廣，音色體系宏大。

據了解，在申報之初，曾侯乙編鐘到底以銘文、音響，還是其他申報，引起專家組的討論。經過反覆研討，最終確定以“銘文+音響”進行申報。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認為，曾侯乙編鐘以聲音和文字互相印證的方式，保存了2400年前人類的音樂記憶，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早的有聲音樂理論文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王巍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曾提交建議，呼籲曾侯乙編鐘申報世界記憶名錄。

陜西師範大學博物館近日也因展品秦封宗邑瓦書入選該名錄而吸引觀眾打卡。該瓦書是戰國時代秦惠文王時期一份格式完備的秦官文書，也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唯一一份關於戰國分封制的實體史證。瓦書為陶坯刻字的燒製品，正背兩面刻字，共119字（加上重文、合文共121字），內容大意是秦惠文王四年（西元前334年）冬十一月辛酉，大良造奉命將杜縣從潏水向西到酆邱的一片土地封賜給右庶長歜作為宗邑。巧合的是，文中封地的範圍酆邱（豐鎬東南）恰好是陜西師範大學長安校區的所在區域，可謂陜西師範大學2000多年前的“地契”。

2006年5月，廣東省陸豐市申報的正字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在第五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産名錄中，就有廣東海豐縣檔案館保管的海陸豐正字戲傳承手抄提綱本。該提綱本有156卷，合計4426頁，均為紙質，豎行，右起，毛筆書寫。“當時，演戲方對戲班有點戲權。戲班如果不能及時演出，就要被扣減戲金。因此，戲班便準備了大量的演戲提綱本，以便能夠隨點隨演。正字戲的提綱本保存下來的數量不多，但其承載的內容卻很豐富，不僅再現了一個個戲劇情節，也反映了當地的方言及老藝人的書寫風格等。該提綱本現存內容有《三國傳》《水滸傳》《岳飛傳》等。”海豐縣檔案館的黃飛毅介紹。

海陸豐正字戲傳承手抄提綱本海豐縣檔案館供圖

展現曾經的建設景象

在這批名錄中，不少項目展現了當時的建設景象，包括中國地質圖書館保管的《南潯鐵路規劃圖》、中鐵第一勘察設計院保管的《民國時期西北鐵路勘測設計檔案》、國網新源集團有限公司新安江水力發電廠等單位保管的新安江水電站建設檔案、雲南省檔案館保管的抗戰時期修築滇緬公路檔案文獻等。

《南潯鐵路規劃圖》完成于1906年，手工繪製在縑帛上，分為3卷，全長27.7米，是我國早期商務鐵路勘察設計的一份孤本文獻。規劃圖中用紅色實線代表擬修建的鐵路路線，用等高線標注南昌至九江段的山川情況，同時詳細標繪出沿線的河流、道路等，反映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鐵路沿線的自然地理、地貌特徵等。據了解，該規劃圖收藏于中國地質圖書館珍本庫的恒溫恒濕環境中，保存狀況良好。

《民國時期西北鐵路勘測設計檔案》是1950年由當時的軍管會向西北鐵路幹線工程局西北設計處移交的民國時期有關西北鐵路勘察設計的檔案，較為完整地反映了1936年至1948年西北鐵路勘測設計的情況，包括寶成線、天成線等早期勘測設計檔案共49卷。這批檔案較為完整地反映了我國最早一批鐵路勘測設計工程專家為修建通往西北和西南通道開展的規劃和勘測設計工作，是中國鐵路建設初期最具典型意義和標誌性的重大鐵路工程勘測設計藍本。

新安江水電站是我國第一座自己設計、自製設備、自行施工的大型水電站。新安江水電站建設檔案集中了新安江水電站籌劃和建設及移民期間的檔案文獻，包括1500多卷文件、7000多張照片、1900多卷工程圖紙。新安江水庫移民檔案主要包括移民安置專門檔案、移民文書檔案和移民照片檔案等，其中移民安置專門檔案是其主體部分，共計2232卷（冊）。移民照片檔案中以3張1959年4月9日周恩來總理接見淳安移民代表的照片最為珍貴，其他還有水庫淹沒的淳城等老城鎮的照片。

檔案中的煙火人生

入選名錄的《竺可楨日記》手稿目前藏于浙江大學檔案館，由近代著名氣象學家、教育家竺可楨1936年至1974年撰寫的日記組成，共56本合計約900萬字，是竺可楨為抗戰救國、科教興國而殫精竭慮的真實寫照。

1936年，竺可楨受命出任浙江大學校長，此後，帶領浙江大學從一所普通大學，發展成為一流大學。2017年5月21日，浙江大學120週年校慶前夕，竺可楨之子竺安代表親屬把《竺可楨日記》手稿捐贈給浙江大學。56本日記，儘管大小、厚薄、新舊不一樣，但不論是日記格式還是內容，處處彰顯著竺可楨一絲不茍、求是求真的科學家精神。比如《竺可楨日記》中就記錄了西遷時期，立“求是”為浙江大學校訓的重要事件。1938年，經竺可楨提議、浙江大學校務會議討論，確定“求是”為浙江大學校訓，並請國學大師馬一浮撰寫校歌，闡述校訓精義。竺可楨所認為的“求是”的精神核心，不只是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更涉及理想、責任、立身處世的要義，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竺可楨日記》不僅見證了浙江大學的發展歷史，也為了解中國科學發展史提供了檔案視角，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許多難得的、鮮活的史料。

入選名錄的成都老茶館檔案文獻具有濃郁的成都地域特色，反映了成都老茶館在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經營狀況等，展現了成都老茶館數量多、茶客人數多、茶館功能多的特點，是研究成都城市微觀歷史、民國時期社會民生的珍貴史料。（記者 李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