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繕之前先考古，長城保護有了新範式

在以雄奇險峻著稱的北京懷柔箭扣長城上，一支考古隊正在細緻地挖掘。根據一塊新出土的石碑碑文落款“萬曆十二年”，箭扣長城有考古依據的修建時間又提前了33年。

今年6月，距離箭扣長城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北京延慶大莊科長城，該考古團隊就發佈了一批成果——深埋地下的城墻、守城士兵“野外燒烤”後的碳化物，以及火器彈丸、劍柄、杯碗碎片……

據了解，國家文物局去年批復了上述兩段長城的研究性修繕項目。在修繕中首次引入考古環節，是這兩個項目不同以往的顯著“亮點”，長城保護由此開啟新階段：由注重搶救性保護，向搶救性與研究性、預防性保護並重轉變；由注重文物本體保護，向注重文化生態、遺産地環境的整體保護轉變。

修繕之前先考古

北京市延慶區東南沿界，山崖峻絕，層巒疊翠，始建於明初的大莊科長城就橫亙在山脊之上。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探訪考古現場時，考古工作者正在三十七八攝氏度的高溫下，專心致志地“土裏找土”。

“一塊瓷片！”現場一陣興奮。

項目負責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尚珩接過瓷片端詳，“看弧度應該是瓷碗的碎片，是明朝官兵在這裡駐紮時使用的。”尚珩判斷，“而且這個碗還被修補過，有打鋦子的痕跡，説明當時士兵們的生活比較清苦，即使碗破了，修補後還要接著使用。”

生活用品是長城考古三大文物類別之一，和武器類文物一起見證了古人在長城上的活動痕跡。第三類別則是“建築構建”，還原長城從營造、廢棄到部分坍塌的動態過程。

大莊科長城西側4號敵樓的窗戶保存完整，拱券磚石無一缺失，但窗戶下沿距離地面僅1米多，窗外還有一塊約1米見方、估算重達1噸的巨石。戰時這樣的高度如何禦敵？這塊明顯不屬於長城的巨石又是從何而來？

考古人員認為，現有窗戶距地高度絕不是長城正常使用階段的高度。通過在旁側大量下挖作業，深埋地下5米有餘的城墻重見天日，證實了考古人員的判斷；至於這塊巨石，考古人員推斷，極有可能是在長城廢棄多年後，因為某次大雨，從緊挨著長城敵樓的山上滾落下來的。

考古、設計和施工三方多次會商，決定只挖出敵樓邊側城墻，對於窗外的巨石，則不再挖掘。

“坍塌物本身也是長城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次我們沒有完全按照一般考古規程，即繼續挖掘後期堆積的部分，露出原始地面，再將渣土清理掉，而是在多次討論後決定將坍塌物整體保留下來，再通過土層橫截面和巨石，展示此處的時空順序、演變軌跡和歷史場景，這是最生動的長城故事之一。”尚珩這樣解釋。

事實上，2019年，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共同印發《長城保護總體規劃》，明確了長城的現存狀態：長城是古建築與古遺址兩種遺存形態並存、以古遺址遺存形態為主的文化遺産，並具有突出的文化景觀特徵。

古建築好比故宮，古遺址好比圓明園。“如果把長城當作一個古建築去做修繕，那麼就需要恢復到它最輝煌的建築形式時期，這並沒有必要。”尚珩説。

長城研究性修繕項目設計師趙鵬在接受採訪時也表示，修繕長城的重點不是把本體修得多麼堅固，而是把文物的價值點更好地保留下來、展示出來。

儘管理念層面已基本形成共識，但一到具體修繕過程中，更多是項目負責人各憑經驗。即使是最基礎的問題，如勾縫材料到底用白灰還是水泥，需不需要加糯米漿，工藝技巧上採用平面勾縫還是蕎麥棱等，都尚未達成一致。更有甚者，因在修繕中出現“貼瓷磚式維修”“粗放式施工”等亂象，引發過爭議。

這種各自為戰、未能高度協同的現狀，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長城的高品質保護。“如果通過前期考古對該段長城有了充分了解，修繕方案的設計和執行就相當於拿到了‘指導手冊’，更有針對性，也會減少返工的次數。”這是參與項目專家們的一致看法。

以大莊科長城4號敵樓城墻墻體挖掘為例，考古人員發現，這一處城墻的建築形制與原本設想並不相同，並非直接從地面開始壘基石，而是先做了基槽，這樣能保證建築更堅固穩定。這一考古發現，為後期修復提供了重要參考。

長城保護新階段

2019年10月，紀錄片《長城搶險》的播出引發廣泛關注，“搶險”成為彼時長城保護的新模式；差不多一年之後，全國首個長城保護修復實踐基地在箭扣長城腳下掛牌成立；2021年，以基地掛牌成立為契機，北京市文物局聽取專家建議，選取延慶大莊科長城和懷柔箭扣長城為首批試點，上報有關部門開展研究性修繕項目探索，“是一種遺産保護理念在保護實踐中的探索”。

“‘搶險’説到底是臨時性的，不是長久之計，後續依舊面臨維修，而且由於時效上的要求，較難關注到細節，因而我們還是需要對長城進行更深入的了解和探討。”長城研究性修繕項目總負責人、北京建築大學建築遺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湯羽揚表示，“另一方面，北京長城搶險工作已經開展了幾年，對於一些問題的存在也到了階段性總結和回饋的時候。”

與以往修繕過程中各專業技術人員作業相對分離不同，研究性修繕從工程啟動便形成協同模式——以考古挖掘為開端，多學科研究為手段，數字化跟蹤記錄為保障，考古、設計、勘察、施工等人員在各環節協同配合，同時引導社會力量參與。

“根據多年經驗，前期我們就做好了評估和框架圖，確定研究主要涉及長城本體、長城病害及長城賦存環境等三個方面，現場工作時考古、測繪、結構、材料、植物等學科都有專業的研究團隊，設計和施工也是緊密結合，全程參與。”湯羽揚介紹。

在長城保護修繕工程中，關於墻體頂面植物的處理方式分歧已久。部分學者認為，植物生長是對長城結構主體造成破壞的主要原因之一，應加以清除；也有學者認為，作為遺址型文化遺産及景觀，長城上的植物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應同樣遵循最小干預原則，適當保留。

基於這樣的長期討論，在本次大莊科長城研究性修繕中，項目吸納了景觀植物學研究團隊參加，對長城墻體頂面現狀植物展開調查研究和定量化評價，為後續選擇性清整技術體系構建奠定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長城保護的經典案例，北京司馬臺長城的成功修復，公認與前期嚴格縝密的勘察設計息息相關。收錄了該項目大部分修復工程文件的《司馬臺長城》一書，迄今為止仍是經典的長城保護工程資料。

“過程性材料既是對當前工作的總結思考，也是給予後人的借鑒參考。”尚珩説，正因如此，此次研究性修繕過程中所有參與的學科及數據、工程圖紙、方案設計等，都會在項目結束後匯總集結，形成全套完整的工程資料，並面向社會出版。

仍需社會力量接力

湯羽揚認為，此次長城研究性修繕項目之所以能順利推進，與參與其中的專家、社會基金在文化遺産保護方面的情懷有很大關係。

北京市文物局已確認，會把長城的研究性修繕項目滾動進行下去，為北京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積累更多經驗，也為全國長城的修繕保護提供借鑒。

這也帶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總長度超2萬公里，橫貫15個省份的長城，是世界上現存體量最大的文化遺産，再加上較多的歷史欠債，僅憑地方政府和財政資金扶持難以實現長城的保護和修繕，需要更多社會力量的加入和普通公眾的參與。

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在多年的實踐中發現，即使有拍攝紀錄片、出版繪本、製作相關小程式等一系列工作，由於長城知識體系的龐雜，公眾對長城的了解依舊不算深入，急需更多生動活潑的手段，讓長城知識“不再晦澀難懂”，這也是其近些年積極開展數字技術助力長城保護的主要目的所在。

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劉玉珠表示，數字文保傳播範圍的廣泛，能夠讓人們更好認識中華文物及其內涵，體會文物所承載的中華燦爛文明和民族精神，增強個體的民族自尊和自信，自覺與國家和民族共命運。

“對一個國家而言，透過文物不僅可以教育引導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更好認識和認同中華文明，還要講好中華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讓中華文明的光芒照亮民族復興之路。這也是長城保護乃至所有文物保護對於國家和每一個普通人的價值。”劉玉珠説。（記者張米揚、薛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