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世界遺産事業的成功實踐（看·世界遺産）

2021年7月17日，世界遺産委員會委員國在福建福州舉辦的第44屆會議期間發佈了《福州宣言》；同年10月13日，在雲南昆明舉辦的202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第一階段）高級別會議發表了《昆明宣言》。

《福州宣言》高度評價了世界遺産在達成全球共識、努力保護遺産及其蘊含的文化和生物多樣性方面的意義：“通過推動相互尊重文化特性和理解多樣性文化表現形式，促進了不同文明間交流與國際理解，為世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作出了貢獻”。生物多樣性是自然遺産核心內容之一。《昆明宣言》再次強調生物多樣性及其提供的生態系統為地球上所有形式的生命提供著支援，號召所有國家為鞏固人類和地球的健康與福祉、促進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應“進一步開發關於生物多樣性宣傳、教育和公眾意識的工具，以支援向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行為的轉變”。

“促進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是《福州宣言》《昆明宣言》凸顯的共同特徵，意味著50年來世界遺産保護行動進入了一次新的全球性重要變革階段。本報記者在這兩次大會的現場，親身感受了積極、熱烈的氛圍和來自世界各地與會者強烈的使命感。2022年，即將在湖北武漢舉行的《濕地公約》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COP14”）以“珍愛濕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主題，還將通過《武漢宣言》。可以期待的是，“COP14”將繼續強調人類命運與共的理念，關注在環境、經濟、促進公正、和平和建設包容性社會等可持續發展不同領域的全球合作，以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世界遺産事業發展,與可持續發展路徑保持一致

中國是福州世界遺産大會和昆明“COP15”大會的主席國，《福州宣言》《昆明宣言》也更多地反映了中國在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化進程中，對世界遺産、生物多樣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目標的認知水準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感和努力方向。

生物多樣性描述了自然界景觀、生態、物種、遺傳基因相互支撐的結構和狀態。近年來，生物多樣性與海洋、氣候變化等環境要素結合在一起，進入了我們社會生活中的文化視野。2019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與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共同發佈了“COP15”大會主題“生態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這一主題體現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願景。

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中國推進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國策。“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觀，與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的“人類、地球、繁榮、和平、夥伴關係”（“5P”）價值理念高度契合。這不僅促進了文化遺産與自然遺産的緊密關聯，而且將世界遺産資源整體納入為宏觀生態發展機制的組成部分。

在世界遺産領域，以可持續發展理念衡量遺産價值，成為新熱點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在文化遺産、自然遺産、非物質文化遺産等領域都出現了社會參與度提高、領域應用日趨廣泛的趨勢。農業、工業、水利等行業開始從文化遺産視角來辨析自身發展歷史和價值載體，衍生出“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産”“國家工業遺産”“國家水利遺産”“20世紀建築遺産”等多種“輕遺産”。這些變化顯示了世界遺産資源正在深入、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發展，提供了全球化遺産保護運動中的實踐範例和路徑。

按照傳統的思路，人們在尋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事例時，往往會將目光投向農業文化以尋找答案。中國人持續千年的“天人合一”理念，為我們處理當代面臨的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品種流失、氣候變化加劇等難題提供了一种經過歷史檢驗、最有底氣的獨特智慧；現在，工業文化也同樣基於生態文明理念，開始強化自身承載的中國工業精神，通過“國家工業遺産”形式豐富中國製造文化內涵，承擔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的社會責任。2022年7月，工業和資訊化部公示了全新的《國家工業遺産管理辦法》。與2018年印發的《國家工業遺産管理暫行辦法》相比，非常突出地增加了新的目標：“國家工業遺産的利用，應與城市轉型發展相結合，注重生態保護、整體保護、周邊保護，與自然人文和諧共生”。在後續實踐中，“國家工業遺産”不僅積極將符合條件的工業遺産納入文物和“非遺”保護體系，將其中價值突出的項目推薦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同時也側重考慮結合地方資源特色和歷史傳承，將工業遺産與當地生態建設保持功能協調、風格統一。

中華民族在長期治水實踐中留下了大量彌足珍貴的水利遺産。自2022年7月開始，水利部對“國家水利遺産”申報項目開始進行現場復核，隨後將公佈第一批入選項目。“國家水利遺産”誕生於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快速發展階段。其設計思路、定義和評定標準也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在關注傳統的物質文化遺存和“非遺”之外，還注重含括“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蘊涵水災害防治、水資源利用、水生態保護、水景觀欣賞等方面的知識、制度和技術”。

大運河是世界遺産，也成為可持續發展案例

長期以來，通過與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無、交流借鑒，中華文明向世界貢獻了深刻的思想體系、豐富的科技文化藝術成果、獨特的制度創造。中國擁有的世界遺産數量長期居於世界前列。在當代，社會發展以及不斷加深的與世界各地文明互鑒交往需求，都意味著中國這樣一個遺産大國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並快速提升世界遺産領域闡釋和傳播水準。

大運河、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等文化遺産項目以及近年來為世人關注的黃河、長江文化帶，都具有“文化線路”的特徵；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類不同文化間聯繫互動的動態發展過程，呈現出不同民族對文化遺産貢獻的豐富多樣。

近年來，各種文化線路類型的遺産地規模不斷擴大，文化與自然要素交匯、交織，需要在更為宏觀的社會發展視角下，理解、闡釋和傳播其核心價值。以作為文化線路的大運河文化遺産為例，在遺産規模、時空範圍、活態延續等諸多方面，都是《世界遺産名錄》中獨特的範例。大運河真實、完整、完美地闡釋了世界遺産的第（i）條標準：“人類天才的創造力的傑作”。如何向世人展示大運河之“大”、之“運”的價值？從2020年開始，工信部連續兩年在第四批、第五批國家工業遺産項目申報時，明確鼓勵申報與大運河相關的遺址、遺存。這意味著由於新興遺産類型的活躍，大運河遺産價值已經出現了新的“層疊”，人們對於大運河文化遺産的總體範圍有了更宏觀的理解。比如，大運河文化遺産的時空上限，可以界定為西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邗溝的歷史事件；作為活態的大運河，其遺産價值判讀的“下限”還仍舊是申遺時限定的20世紀初期“漕運制度終結”嗎？大運河上持續至今的人類社會活動，事實上繼續發揮著與文化遺産價值對應的功能——我們原來以為，這是一個逝去的文明遺跡；現在則堅信它是持續的、有活力的、不斷擴展規模的可持續發展案例。

中國是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的國家，也是生物多樣性智慧蘊含豐富的國家。在可持續發展理念導引下，對於遺産資源的理解和應用，出現了各個領域交叉跨界、遺産空間融合一體的現象。新型的遺産傳播理念既推動了文化遺産主動地融入生態文明建設，也帶動了自然遺産更貼近“人”的需求，從而更具有文化特徵。近年來，自然保護區演化為“國家公園”，“國家植物園”提升了遷地保護在人們生活中的關注程度。

2022年7月，在浙江省青田縣舉行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大會”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夏澤翰尤其提到中國的第一個全球重要農業遺産項目“青田稻魚共生系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説：“它體現了生態共生以及自然與人類社會之間平衡的概念，通過鼓勵基本的生態功能來産生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這個系統確保了糧食安全、高品質的營養和創收、預防瘧疾、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文化遺産、調節害蟲以及建立碳和營養迴圈……”

生活在大運河邊、傳承著“青田稻魚共生系統”的人們，可能比其他世界各地的專家和公眾更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獨有的遺産內容和環境，跨界、融合的趨勢，導致人們從全新的資源整合視角，去重新看待文化和自然遺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