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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中國詩學研究的向上之路

發佈時間:2022-01-21 11:25:37 |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謝琰 | 責任編輯:蘇向東

【讀書者説】

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家蔣寅先生新近出版的論著《中國詩學之路——在歷史、文化與美學之間》,對於作者自己而言“不免帶有一點總結的意味”(《自序》),對於古典文學界而言則不僅凝聚一代人的學術追求與貢獻,而且燭顯當下與未來的關鍵性的學理問題,值得仔細品讀,深入思考。

《中國詩學之路》的基本內容,從表層結構來看,分為四個部分,即“心態史研究”“唐詩研究”“古典詩學基本概念和命題研究”“清代詩學史研究”。而從內在理路來看,可分為三個方面,即“詩歌理論研究”“詩歌創作研究”“詩歌史研究”。由於蔣寅先生秉承師説將“理論研究”理解為“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與“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兩條進路,所以他的“詩學”事實上包含一切帶有理論思辨色彩的古典詩歌相關研究,無論其核心研究對像是作家作品還是詩歌理論。另一方面,他又很重視將“創作”放在“史”的線索中進行探討,或將“史”的觀點放回“創作”中予以重審,從而引出新説,因此從更深層次的理路融合來看,他的“詩歌創作研究”和“詩歌史研究”就可以合併為“詩史”研究。由此可見,《中國詩學之路》的內在理路事實上可以概括為“詩學”和“詩史”兩大方面:前者拒絕抽象的美學研究或文藝學研究,而力圖將理論問題歷史化、過程化;後者則拒絕單純的歷史研究和文本研究,而力圖將事實問題價值化、批評化,將語言藝術問題思想化、精神化。

過程化的詩學與批評化的詩史,就是筆者閱讀《中國詩學之路》一書感觸最深的兩點。

1.過程化的詩學

過程化的詩學,意味著強烈的理論敏感與實事求是的歷史還原精神的相得益彰。

本書的歷史還原,基本不涉及社會學溯因,而是思維層面的時序性建構。在《中國詩學之路》中,形式、範式、方式、定勢、概念是高頻出現的詞彙,體現了蔣寅對作家、批評家之思維模式的精準把握和理論敏感。比如對“情景交融”的研究,顯然不是一般意義的詩史研究,而是要揭示“意象化”這種中國古典詩歌表現範式的核心特質與形成過程。蔣寅將“情景交融”闡釋為一種“功能”,而不是像以往學者那樣理解為“構成”。這樣,就從一筆糊塗賬中清理出一種思維模式:任何以景物為描寫對象的作品,無論接續、點綴還是貫注了鮮明的情感,都不算“意象化”;只有將景物處理為抒情的媒介,景與情完全不可分,這才誕生了“意象”。正是從大歷詩人開始,這種模式才真正確立,不僅成為創作範式,也形成理論自覺。

實際上,蔣寅在當年撰寫博士論文以及歷年有關謝靈運、劉長卿、賈島等人的論文時,一直暗持一個判定詩歌中情景關係的嚴苛標準,以此標準與各類作品不斷相切相磨,才最終將一個“詩史”問題昇華為“詩學”問題。“意象化=情景交融=寫景功能轉變”這樣一個公式的出現,凝聚了他三十年的思考歷程,充分彰顯了理論化、思辨化的文學研究與同樣重視思辨的哲學研究的根本不同:後者的成果來自邏輯結構中的推演,前者的成果則必須在經驗世界中勘驗。換句話説,文學研究需要保持對於樸學與形而上學的雙重警惕,既不能滿足於描述歷史事實,更不能對理論命題本身沾沾自喜。正是由於始終行走在理論感與歷史感之間的中和之道上,才不僅能抽象出“古代文學的理論”,也能對已然抽象化的“古代的文學理論”進行釜底抽薪式的重審。比如本書中《古典詩學中“清”的概念》,首先明確“清”既是構成性概念又是審美性概念,站在整個古典詩學體系高度對一個古老概念進行了重新定位,然後歷時性地梳理“清”從思想界到文學界的概念史,繼則從共時層面總結“清”的審美內涵的諸多“正價部分”以及某些“負價的一面”,從而最終證成“清”概念的核心位置、包容性特點以及派生能力。顯然,作者重點研究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概念的歷史語境。如果我們將概念視作思維模式的最高階段,那麼此文研究的就是“模式之模式”。同樣道理,《中國古代文論對審美知覺的表達及其語言形式》一文,幾乎對古代文論中的所有重要審美概念進行了清理,分成“絕對正價”“有限正價”“負價”“中性”四大類,分別總結了其表述形式的多樣性。此文充分彰顯了概念類型與概念表述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甚至可以説,“模式之模式”幫助我們理解了“模式”本身。此文還展現了作者抽絲剝繭般的模式分析能力,而如此耐心精密的理論訴求,正是當代古典文學界極為缺乏的一種素質。

2.批評化的詩史

批評化的詩史,意味著將卓越的藝術直覺落實在可分析的範圍內。

所謂藝術直覺,包含兩個方向:一是對語言的敏感,二是對人性的通脫認識。一般而言,對語言過分敏感的人,適合自己做詩人,不適合做批評家。文學研究者如果局限在單篇作品的辭藻、聲律、句法、意脈的無休無止的鑽研中,則只適合做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選家、評點家,而沒有資格成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批評家。蔣寅的藝術直覺更近乎批評家,而不太像詩人或評點家;他對語言固然有很高的敏感度,但不會形成聚精會神、孤芳自賞的局面,而是很從容地將欣賞成果納入一個更大的價值框架中,即對人性的認識。

在《中國詩學之路》中,精神、意志、意識同樣是高頻出現的詞彙,它們彰顯了一種將詩人視作完整、獨特同時自我意識極強的精神主體的批評視野。比如《過度修辭:李賀詩歌的藝術精神》一文,將李賀詩風的主要特色理解為“出於特定藝術意志制導的修辭策略”,而不是“感覺方式的自然呈現”。顯然,當批評家的解釋止步于“感覺方式”,就只能在默認某種生理上的命定論的前提下,陳列出一些具體詩例,做出一些零碎的分析。只有將著眼點從“感覺”移至“修辭”,才會使李賀的人格變得立體且自主,讓他的“奇特”與“自我複製”得到理性化、系統性的解釋。同樣道理,《劉長卿與唐詩範式的演變》一文,對“思銳而才窄”之評語進行了富有“了解之同情”的檢討,認為劉長卿“是個自我意識極強、同時屬於情緒強烈型的人”,“強烈的情緒化傾嚮導致寫意性質,寫意性質又帶來程式化的特徵”。他將劉詩的優劣之處以及文學史位置的分析出發點,鎖定在一種強烈而自覺的人性特徵上,由此得出系統性的解釋。

或許正是因為對人性本身的興趣有時會超過對藝術作品的興趣,所以蔣寅撰寫了一系列研究“心態史”或曰“精神史”的論文,其中對於人性的觀照,會更直接也更通脫。他會用寬闊的心態審視古人的心跡與言行,於是時而極其悲憫,時而又相當苛刻;他又常抱有一種永恒性的視角,從而接通古今,究極人心。在他看來,“隱逸”可以是高貴與超越也可以是自欺欺人和有限的責任(《陶淵明隱逸的精神史意義》),“偷生”可以獲得堂而皇之但需要反覆論證的理由(《千古艱難唯一死》),“詩話”的寫作居然包含諸多社會交際功能(《清詩話的寫作方式及社會功能》),而“詩”本身又成為生命意義或崇高或平凡的寄託(《中國古代對詩歌之人生意義的理解》)。

文學的意義,歸根結底是幫助我們認識人性的複雜,而文學研究如能揭示這種認識的必要性與可能性,那麼研究本身也就成為珍貴的文學。在當今古典文學論文中,缺少優美的文筆反倒是次要的事情,而缺乏批評家的氣度是真正致命的問題;敏銳人性觀察的缺失,會讓文學研究喪失價值判斷的底氣與志氣,而脫離人性論的土壤、一味進行語言層面的藝術批評,又會使價值判斷流於狹隘甚至主觀。《中國詩學之路》中一段段議論縱橫、性情充沛、博古通今的“詩史”,樹立了批評家的典範。

蔣寅先生不僅以理論敏感與藝術直覺著稱,還以文獻考據見長。在“詩學”與“詩史”背後,是極為雄厚的資料儲備。《中國詩學之路》對於清代文學批評資料的自如徵引,尤見蒐求之勤、功力之深。比如《古詩聲調論的歷史展開》《馮班與清代樂府觀念的轉向》,從資料佔有到觀點形成,都獨闢蹊徑。再如《在中國發現批評史》提到麓峰居士輯評《試帖仙樣集裁詩十法》是細讀文本的極致之作。程千帆先生“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之學術思路,在此書中得到了恢宏的呈現。

(作者:謝琰,係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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