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了1813年，維米爾的作品再度受到冷落，以至於那幅高雅的傑作、如今收藏于盧浮宮內的《花邊女工》（Lacemaker）竟然只賣了七英鎊，約合現在的四百美元。1816年，維米爾的另一幅作品《女孩兒的頭像》（Head of a Girl）——畫的是另一個帶著珍珠耳飾的女孩兒——僅僅以三個弗羅林的價格成交，約合如今的十五美元。如今這幅畫懸挂在大都會美術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張海報恐怕都比這張油畫要價高。
在維米爾遭受冷落的那些年月裏，恐怕沒有人能夠分得清，那幾個名字差不多的荷蘭畫家到底誰是誰。喬納斯·維米爾，就是那個老是以讀信的女人或者其他幹著類似事情的女人作為繪畫主題的荷蘭畫家，與那個主攻肖像畫的喬納斯·范德米爾，是同一個人嗎？這兩個人當中誰是誰啊？抑或兩個人其實都是維米爾？沒有人知道，更沒有人在乎。
這種混亂的狀況源於藝術世界對維米爾的輕視，同時也進一步加重了這種輕視。與此同時，過小的産量也是造成維米爾無法成為主流畫家的首要原因。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維米爾只畫了那麼有限的幾幅畫。維米爾的繪畫技術非常完美，比如説，他非常善於表現各種不同材質的紋理，不管是衣服、麵包，還是瓷片或者皮膚，出色的技法讓那些最冷靜的批評家都要由衷讚嘆“奇跡”或者“難以理解”。雖然從表面上看，維米爾的作品貌似信手拈來，但實際上每幅畫都是歷經了漫長的時間才完成的。奇怪的是，在對維米爾的筆觸進行了仔細的分析，甚至借用了X射線進行輔助研究之後，部分學者意外地發現，維米爾畫起畫來其實並不是特別慢，有時他甚至會在還沒幹透的顏料上面繼續進行下一步的創作。人物傳記作家安東尼·貝利的看法是，維米爾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根本不曾動過畫筆。（他還特別提到，維米爾是一位對日光非常著迷的畫家，荷蘭陰鬱多雨的氣候迫使他長時間地陷入絕望的等待。）
在博物館行業興盛之前，在大規模的複製品充斥市場之前，如果一位畫家只創作非常有限的作品，那麼他的名字就沒有可能出現在拍賣會或者其他的公共場合，他也就因此不為世人所知。唯一讓人感到安慰的是，一旦時尚風氣發生扭轉，一旦某位曾經被嚴重低估的畫家突然受到萬眾矚目。那麼他的作品越少，每一幅作品的價值就越高。
維米爾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馬丁·卡希爾對藝術所知甚少，但他知道維米爾的作品非常值錢。
去羅素堡踩點兒是一件毫無挑戰性的事情，因為這個大宅子自從1976年以來就對公眾開放了。值得一提的是，對於自己名下的這些令人垂涎的珍寶，阿爾弗雷德爵士並沒有進行足額的投保。他投保的總額只有兩百四十萬美元，就算把《寫信的女郎》劈成幾半分開來賣，也不止這個數，更不要説還有戈雅、魯本斯①、委拉斯凱茲②、庚斯博羅③、哈爾斯④等其他繪畫大師的作品了。阿爾弗雷德爵士解釋説：“那些畫對我來説並不意味著金錢，要是把這麼美麗的東西丟了，再多的金錢也無法補償。”
參觀者只要花上一英鎊買門票，就可以自在地觀賞維米爾的《女士》（Lady）、戈雅的《多納·安東尼婭·薩拉特的肖像》（Portrait of Dona Antonia Zrate）以及其他大師的作品了。除了門票，還有一本附贈的小冊子，不僅可以作為參觀指南，也可以供那些求知慾望特別強烈的參觀者在上面做筆記。1986年的春天，馬丁·卡希爾曾經八次利用星期天下午的時間到羅素堡參觀，他就夾雜在旅遊者的人流當中，仔細打量那些大師傑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