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當然。”希爾答道。
在任何生意當中，交接錢款與貨物是最難辦、同時也最危險的。所以希爾和馬爾維希爾都要帶上一名同伴，就是為了以防萬一。希爾陪馬爾維希爾那名同伴留在餐廳裏，馬爾維希爾則與安東尼一起離開餐廳，朝安東尼的轎車走去。雙方都是開車前來的，於是轎車就變成了理想的驗貨場所。馬爾維希爾仔細查驗了那兩張支票，確信它們確實是自己在布魯塞爾花旗銀行裏所見到的那兩張。
馬爾維希爾心滿意足地回到了餐廳裏。他問希爾：“想要看看那些畫嗎？”
希爾離開了餐廳，與馬爾維希爾的同伴一起走向停車場，來到一部標致車的旁邊。這部轎車是馬爾維希爾租來的。那名同夥打開了後備箱。希爾看到了一個運動背包，大小足夠裝下一副網球拍，以及一雙運動鞋。在運動背包的邊上，有一個黑色的塑膠袋，裏面裝著一些個頭挺大的東西以及某個呈長方形的東西，並且都被包裝紙裹得嚴嚴實實的。塑膠袋的尺碼以及外形與希爾在安特衛普見到的那個完全一樣，當時馬爾維希爾向希爾展示了維米爾的真跡。希爾先把黑色塑膠袋挪到了一邊。他打開了運動背包，看到裏面有一張卷了起來的畫布，希爾確信那就是戈雅繪製的《多納?安東尼婭·薩拉特的肖像》。看到這幅畫讓希爾非常高興——如果竊賊們想要玩什麼花樣，是不會把這幅畫帶來的——但一幅有著兩百年曆史的油畫被隨意地卷了起來，就如同對待一幅只值十塊錢的普通海報，也讓人看著心疼。希爾慢慢地把運動背包放下，轉向了他期待裝有維米爾失竊名畫的塑膠袋，他把手放在胸前的襯衣上輕輕摩擦，就像是在擦去手心裏的汗水。
神兵天降一般，兩輛大型寶馬車伴隨著希爾發出的行動暗號駛入了停車場，一前一後堵住了標致車的去路。每部車裏都有一名司機和三名乘客。這些人是比利時快速反應部隊的官兵，都是身材高大的特種兵。他們用弗蘭德語大聲喊著，應該是“放下手中的所有物品，趴在地上”之類的命令。為了不讓對方錯誤理解自己的意思，那些特種兵們“幫著”希爾以及馬爾維希爾的那名同夥趴倒在地上。
希爾和馬爾維希爾的那名同伴臉朝下趴在柏油路面上，被戴上手銬、搜身，之後塞進了車裏，汽車一路鳴笛開到了當地警察局。馬爾維希爾和安東尼也被抓了進來。讓希爾非常滿意的是，這場表演吸引了咖啡店裏所有人的關注，驚呆了的乘客禁不住發出讚嘆和尖叫。
一到警察局，希爾和安東尼就被除去了手銬，並受到了祝賀，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好好慶賀一番了。馬爾維希爾被控以“買賣賊贓”的罪名，但就像《愛爾蘭審查報》所描述的，“他奇跡般地被免於起訴”。
世間哪兒有什麼奇跡？馬爾維希爾不被起訴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藝術品犯罪沒有被認真地對待。在撤銷對馬爾維希爾的控罪時，比利時法庭提出的依據是：羅素堡盜竊案是發生在愛爾蘭的，已經超出了比利時法庭的司法管轄權。
黑色的塑膠袋裏裝的確實是維米爾的那幅失竊名畫。比利時警方一共起獲了四幅羅素堡失竊繪畫（以及三幅畢加索的倣冒品）：維米爾的一幅、戈雅的一幅，以及安東尼·韋斯蒂爾①的一幅肖像畫、加布裏埃爾·梅特蘇的《寫信的男子》（Man Writing a Letter）。梅特蘇的這幅作品與他所繪製的《讀信的女子》是配套的，後者已經先期被伊斯坦布爾警方起獲，當時竊賊們想要拿它換海洛因。這兩幅畫被公認為梅特蘇最為傑出的作品。
如今，羅素堡1986年被劫走的那十八幅名畫當中，只有兩幅依然流落在外，它們都是由弗蘭西斯科·瓜爾迪克繪製的威尼斯風景畫，有謠傳説它們流落到了佛羅裏達。
維米爾的《寫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現在被安放在都柏林的國家美術館，畫中的女子神態安詳，儘管她見證了這一切。
羅素堡失竊案的主腦馬丁·卡希爾于1994年被殺，一名裝扮成都柏林市政工人的槍手從司機那一側的車窗開槍打死了他。當時卡希爾在停車標誌前慢慢停住車，一名拿著記事本的男子湊到車窗邊上，貌似要詢問幾個與交通有關的問題。
馬爾維希爾于2003年1月在黑社會火並中遭到槍擊，儘管身中四彈，馬爾維希爾還是朝著最鄰近的醫院的方向駕車行進了兩英里，但快到醫院時，他出了車禍，造成了四車連環相撞的事故。對於馬爾維希爾的死亡，沒有哪個黑幫組織表示負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