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賊們的心態絕不會像文化部長一般憂鬱。在拿到《吶喊》之後，他們故意留下一張明信片，成心要讓警察找到。明信片上的圖案取自挪威藝術家馬利特·瓦勒（Marit Walle）的一幅繪畫，後者擅長把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轉化為充滿喜慶的卡通形象。比如瓦勒繪製的《荷爾蒙過剩》（Raging Hormones），描繪的是兩位灰色頭髮的主婦，她們在海灘上端著望遠鏡，眼巴巴地端詳著周圍的年輕後生們。看來竊賊們在尋找合適的明信片時也頗費了一番思量，他們看上的這張明信片，其圖案取自瓦勒的《一段美好的故事》（A Good Story），畫面上是三名正在肆意狂笑著的男子，臉憋得通紅，用拳頭捶著桌子，笑得幾乎喘不上氣來。在明信片的背面，竊賊們留下了一行潦草的字跡：“感謝可憐的保安系統。” “可憐”都不足以形容挪威國家美術館的保安系統。“所有的窗子都銷上了，”館長克努特·伯格對記者説，“我們沒想到竊賊居然會從破碎的玻璃窗裏爬進來。窗框上還殘留著很多玻璃渣子。換了是我，絕對不敢從那中間鑽過去。”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挪威國家美術館的官員們犯下的錯誤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連串。《吶喊》本來是陳列在美術館的三樓的，卻被調整到了二樓。這當然對參觀者來説方便多了，因為更加靠近街道，但基於同樣的原因，竊賊們的興趣也被勾起來了。克努特·伯格出任館長已經有二十年了，這二十年間他一直在與那些控制著美術館財政預算的政客們週旋。現在，即將退休之際，他安排了一齣讓世人愉悅萬分、不可錯過的展覽盛宴。看著自己的屬下們把展廳佈置好，想著即將到來的美好前景，伯格的心裏樂開了花。 與伯格相比，國家美術館保安部的主管就要警覺得多。“從1994年1月到5月，”他在給所有警衛的備忘錄中寫道，“愛德華·蒙克的畫展將在二樓的九號、十號、十二號展廳進行。攝像頭……都必須徹夜工作。夜間值班的保安員必須不斷變換巡視路線，並且要對美術館的外墻保持特別關注。這是一次獨一無二的展覽，又是在二樓，我們必須格外注意這一點。” 把《吶喊》搬到二樓是一個重大的失誤，而把它安置在緊鄰窗戶的位置更是加重了這一失誤。雪上加霜的是，這個磚木結構的古老博物館沒有在窗戶上安裝護欄，窗框上的玻璃也都是些普通的玻璃，不是強化玻璃。《吶喊》沒有被固定在墻上，而是用普通的金屬線挂著，就像一幅懸挂在普通房間裏的普通畫作，此外，它也沒有與警報系統連通起來。 竊賊的準備工作相當精細。他們偷偷摸摸進行了一些勘查。比方説，他們發現夜間值班的保安大概在淩晨六點左右收工，然後就回到辦公桌邊。竊賊的踏勘工作大都是輕輕鬆鬆地公開進行的，他們混進了欣賞“挪威文化節”的人流裏。他們發現，美術館裏的監控設備已經過時，有些很關鍵的場所是無法照顧到的，而在十號展廳，壓根兒就沒有設置監控探頭。 像很多出色的方案設計者那樣，竊賊們讓事情儘量簡單化。他們把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吶喊》上，完全抵擋住了順手偷走其他展品的誘惑。他們也沒有處心積慮地想著割斷電話線、解除警鈴以及實施其他類似的方便行竊的手段。速度是關鍵，只要他們能夠以足夠快的速度潛入並且逃走，即便最好的報警系統也只能演奏演奏背景音樂。 竊案發生的前幾天，國家美術館附近一處工地上的工人留下了一架梯子，而在竊案發生前的幾個小時，竊賊們趁著夜色偷走了它。（施工現場剛好是挪威頭號大報——《世界新聞》的辦公大樓，試想一下，一家理當在罪案發生後刊載消息、譴責惡行的大報，反倒在罪案實施的過程中起到了某種作用，這不能不説是一大辛辣的諷刺。） 在罪案發生的前一天，竊賊們偷了兩輛車，一輛馬自達，一輛奧迪。兩輛車的車況都很好，內部空間寬大，適合裝載笨重貨物，行駛速度也很快。馬自達是竊賊們逃離美術館時使用的車輛。開出了幾個街區之後，到了他們停放奧迪車的地方，竊賊把《吶喊》一併轉移到奧迪車裏，這是為了防備萬一有目擊者看見他們駕駛馬自達從美術館逃離。隨後竊賊們就分道揚鑣，各奔東西。 短短幾小時之後，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只要是有電視機的人都知道了這樁竊案。在挪威，精神亢奮的記者們面對著錄影機的鏡頭喋喋不休，國家美術館的官員們則心情沉重地拿出從禮品店裏買來的這幅失竊名畫的大幅海報。一天之前，《吶喊》還沐浴在無上的榮光裏，而現在，它的位置卻被一幅鑲嵌在粗糙畫框裏的廉價倣冒品所取代，在這張海報的下面，只有一個簡簡單單的手寫體標簽：失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