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意味著又一個文化體制改革里程碑式的文件出臺。就此，記者請《光明日報》社文化産業研究中心副主任張玉玲進行了解讀——

　　為文化産業發展指明方向

　　記者：近年來不斷出臺的高規格文件綱領，為文化體制改革進行一次次頂層設計，讓文化産業上升為國家戰略，也讓全民族的文化創造活力激情迸發，藝術創造的源泉充分涌流。此次“雙效統一”《意見》有何亮點？它的出臺主要針對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産業發展過程中的哪些問題？它將對國有文化企業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張玉玲：“雙效統一”的這個《意見》，與10多年來的文化體制改革一脈相承，繼續將文化體制改革推向縱深。它直指一個中心，就是“社會效益”。

　　《意見》開篇提到現階段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新現象和新問題，包括文化企業改革還未到位，兩個效益相統一的問題還沒有很好地解決，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現象時有出現；包括國有資本運作效率還不夠高，內部經營管理問題比較多，知名文化企業和文化品牌比較少；包括相關體制機制和配套政策措施有待進一步完善，兩個效益相統一的環境條件需要進一步優化等。

　　與此同時，一些文化企業在發展中也出現了“走偏”的現象。低俗的産品靠包裝和炒作取得了效益。短期內，或許有些收益，但扭曲了文化從業者的價值觀，損害了文化品牌，犧牲了文化産品的應有品質，也透支了文化企業持續發展的生命力。這些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此次《意見》出臺，就要向這些問題“開戰”。

　　因此，國有文化企業尤其是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在轉企改制後，不但要承擔文化企業社會責任，還要與時俱進，繼續為人民群眾創造更加優良的精神文化産品。在繼續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要防止文化企業“走偏”，杜絕唯票房、唯收視率、唯發行量、唯點擊率是從，讓文化企業活得好、行得正、走得遠。

　　《意見》與中央政治局剛剛通過的《關於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都強調文化從業者生産的是精神文化産品，應圍繞“精神”二字做文章，承擔起舉精神旗幟、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的崇高使命。可以説，《意見》的出臺穿破了現實的迷霧，指引了文化産業前進的航程，將在下一步改革發力中發揮重要作用。

　　為社會效益優先提供保障

　　記者：《意見》對“社會效益”的認識更加深化，不再是大而化之，而是明確了社會效益指標考核權重應佔50%以上，並將社會效益考核細化量化到政治導向、文化創作生産和服務、受眾反應、社會影響、內部制度和隊伍建設等具體指標中，形成對社會效益的可量化和可核查要求。這對實現“社會效益優先”有什麼推動作用？

　　張玉玲：多年來，我們經常提到“社會效益優先”，但為什麼有些文化企業還是“説一套，做一套”，把經濟效益放到首位了？我認為，想要做到“社會效益優先”，就要先弄清社會效益是什麼，之後給予相應的導向支援和制度保障。此次《意見》在這些規律性認識上有了新突破，有利於推動“社會效益優先”的深化和落實。

　　值得一提的是，《意見》除了對社會效益進行“硬約束”外，還配有與之對應的“硬保障”，更具有實際操作性。其中的“硬保障”措施包括：省屬重點文化企業，經省級政府批准，2020年年底前可免繳國有資本收益。落實和完善稅收優惠政策，繼續執行推動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和文化企業發展的有關政策；按照財稅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統籌研究有利於文化內容創意生産、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經營等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創新財政資金使用方式，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組建或改組國有文化資本投資公司，設立國有文化資本投資基金，發揮財政資金和國有資本的杠桿作用，帶動社會資本參與，支援創新型企業和小微企業，更好地引導文化産業發展。

　　為文化企業“加碼”和鬆綁

　　記者：《意見》雖然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更嚴格了，但實質上是對國有文化企業發展作出規範，給了更多的並購重組機會。這是否能為國有文化企業做大做強提供新機遇？

　　張玉玲：這次《意見》中有許多讓國有文化企業“放開手腳”的新思路，譬如新聞媒體中的廣告、印刷、發行、傳輸網路部分，可剝離進行轉企改制，由國有資本絕對控股，利用市場資源和社會力量，為發展壯大新聞宣傳主業服務；在新聞出版傳媒領域探索實行特殊管理股制度，積極穩妥開展試點；推進國有文化資本授權經營，統籌考慮兩個效益相統一要求，形成國有文化資本流動重組、佈局調整的有效平臺，優化資本資源配置。

　　《意見》還提出，加強對企業領導人員的日常管理，及時調整不勝任、不稱職的領導人員。建立企業負責人述職、述德、述廉、述法制度，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和離任審計制度。建立企業負責人履行社會效益責任追究制度，對工作不力的員工進行誡勉談話、降低薪酬標準，直至解除職務。此外，對國有文化企業股份制改造的範圍、股權結構和管理，以及以資本為紐帶進行聯合、重組都提出了具體要求。這些措施都將有利於國有文化企業破除思想和制度限制，推動國有文化企業增強實力、活力和抗風險能力，更好地發揮控制力和影響力。

　　需要指出的是，並非強調了社會效益就必然損害經濟效益，而是從長遠出發，為文化産業發展播下“健康的種子”。只有提供了優質的精神食糧，文化企業才能獲得經濟效益，而且産品越是優良、越能打動人心，就越有消費者和市場，這應是一個良性迴圈。

　　《意見》中“雙效統一”的要求，是對國有文化企業的要求，更是對全部文化企業的要求。文化企業要具有精品意識，努力提高文化産品的精神品質，才能贏得消費者認同、贏得同行尊重和市場收益，在文化體制改革的藍圖中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