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海威

　　創業一年後，許知遠才找到既可以自我安慰、又能激勵整個團隊、也對外界和投資人有所交代的答案：“單向空間要重新想像書店，重新定義閱讀、消費、食物、旅行……”

　　結緣“梁啟超”

　　在城市之光書店，許知遠撞見了梁啟超。

　　照片上100多年前的梁啟超，瀰漫著自信，不像流亡者，“豎領白衫係著領帶，中分、服貼的短髮，鎮定的眼神，與梁朝偉有幾分相似……”作為19世紀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梁啟超由一個輔助性的舊政治變革者，變成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輿論領袖、全球旅行家”。這讓許知遠神往不已，他想沿著梁啟超的流亡路線重走一趟，為自己這幾年一個宏大的寫作計劃《梁啟超傳》蒐集素材。

　　2013年10月，許知遠暫別同期籌備創業的同事，去伯克利大學做訪問學者，遠離國內的喧囂：三中全會、反腐、凈網、自貿區、恒大奪冠……他像在逃避什麼，又在尋找什麼。

　　泡圖書館，採訪被歷史遺忘的流亡者，在孫中山當年坐渡輪的Sacramento河邊喝酒。有一天他在書店買到詩人米沃什的簽名書，興奮地在微信朋友圈裏説：“我準備把整個莎士比亞買給單向街，以證明中國沒白崛起……”

　　作家許知遠的哀嘆

　　歷史的複雜，現實的混亂，使許知遠迫切想走近梁啟超。“他的巨大名聲似乎遮蔽了他的複雜的貢獻。在中國面臨的多重轉型中，梁啟超都是最重要的參與者；他不僅影響了同代人，也深刻地影響了後來者，包括胡適與毛澤東……”

　　他寫《梁啟超的美國之旅》，認為國內視角很少把梁啟超置身於國際背景：幫助他逃難的是伊藤博文，他在美國訪問J.P.摩根、西奧多·羅斯福，他還是巴黎和會的見證人，他晚年交談的對像是泰戈爾、羅素。

　　但寫書過程並不順利，他經常哀嘆：“不懂經學與史學、談不了佛道，我怎麼進入他們的內心，這雄心勃勃、自不量力的傳記不知何時能寫成啊？！”

　　創業者許知遠擾亂著作家許知遠。2014年6月，結束短暫的伯克利遊學，他回到單向空間位於望京花家地原社科院研究生院老圖書館、綴滿爬山虎的四層小樓，像個怪叔叔融入已經有幾十號人（大部分是“90後”）的團隊，也像個異類加入國內瘋狂的創業大潮。

　　他在寫作和創業之間糾結，比以前更忙碌了；開各種會，“心裏頗有正安心成為小業主的得意與惶恐”；著急時發脾氣，很快又為嚴苛而自責；他自嘲時間和注意力被分散了，“一個試圖當産品經理的知識分子，的確不是個好作家”。

　　“許三觀”能變成“許三多”嗎？

　　2013年底，許知遠往返伯克利、北京，跟投資人談融資，發現身邊還在做媒體的老友們多半沮喪，但凡創業的則意氣風發。“這群好記者、好編輯為什麼都要去創業？這個時代需要很多作家、律師、環保分子、NGO等，多一個炒美股的價值何在？”

　　他説：“希望以後我們能開連鎖的單向空間，讓駐店作家們遁入逍遙鄉。”在這個概念下，單向空間未來的所有産品不會局限于北京的三家店，將更像“移動圖書館”，出現在京滬粵的高校、街頭、院線等地方。産品可拆分、可模組化，根據客流量給大家提供體面的閱讀環境，“讓莎士比亞進入日常生活”。

　　創業也在更新著許知遠的世界觀。他開始對從前不屑的商人群體多了一些理解和尊重，像馬雲、馬化騰、李彥宏、張朝陽……他偶然看到劉強東的內部演講，現場幾乎所有人都拿著電腦記錄，“別的方面我不知道，但是他能讓一個這麼大的組織運轉起來，我覺得非常了不起”。

　　焦慮的時候，他會躲進歷史裏，用偉大的知識分子來激勵自己，在抽象世界完成心理平衡。事情太麻煩，他正好有時間去研究馬關條約。

　　他承認，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焦慮的一年。“快39歲了，很多壓力同時湧來，創業者的壓力，作為知識分子的壓力，它們是混在一起的。我最擔心的就是既成不了一個好作家，又當不了一個好創業者”。

　　“許三觀”或許應該成為“許三多”。除了“不拋棄，不放棄”外，對創業者許知遠更合適的格言是：“好好活，就是做有意義的事，做有意義的事情，就是好好活。”“信念這玩意兒不是説出來的，是做出來的。光榮在於平淡，艱巨在於漫長。”

　　4月，單向空間的院子裏蘭花爛漫，許知遠習慣坐在室外的長凳上看書，也得以從室內火熱又瑣碎的新敘事革命中短暫抽身。這個下午，他翻開《風雨飲冰室》和《德語文獻中的晚清北京》，一邊琢磨晚上音頻節目要聊的內容，一邊焦慮何時能寫成工程浩大的《梁啟超傳》……

　　（原載《財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