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銀監局局長廖岷日前向全國政協提交《關於加強金融大資管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的提案》建議，借鑒國際經驗，堅守風險隔離這一基本原則，加強資管業務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監管制度安排。

　　近年來，國內各金融機構和類金融機構致力於發展資産管理業務。據各類協會不完全統計，截至2015年底我國各監管類市場主體資管規模約78萬億元，較年初增長61%。其中，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證券公司、期貨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機構的資管總規模約38.2萬億元，同比增長86%，銀行理財23.5萬億元，同比增長56%。

　　廖岷説，資管市場深化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目前各資管産品的投資標的日益多元化、跨市場配置增加，且産品和交易結構更加複雜，如市場上出現“含優先、夾層、劣後分層結構的資管計劃”模式，採取優先劣後收益分成方式，或者投向各分級類資産管理通道的優先級方式，資金實際投向包括基礎設施、房地産項目、資源類項目、PRE-IPO投資、上市公司並購、定向增發、上市公司股票等。

　　在他看來，這類分層模式的核心是基礎資産重新打包、分割、出售，其實質是美國金融危機中CDO的翻版或變形。而某種程度上，我們存在更大的風險，體現在低凈值客戶和高風險資産未有效隔離，市場透明度差，由於監管標準不一致也存在監管套利和規避監管的現象。一旦市場流動性和基礎資産價格出現逆轉，優先級、劣後級投資人將面臨一樣的系統性風險。

　　廖岷認為，在金融脫媒疊加網際網路發展的趨勢下，如果此類模式資訊未充分披露、資金投向風險較高領域、低凈值客戶“被借道”、“被創新”投向各類複雜結構産品，而上述風險又未能有效識別、監測和管控，則這種一步之遙的金融創新，可能形成金融氾濫。

　　為此，廖岷建議加強資管業務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監管制度安排：

　　第一，要有嚴格的客戶分類安排，即禁止向低凈值客戶直接銷售分層結構資管計劃，真正將高風險配資和普通客戶徹底隔離。對於高凈值客戶也應儘快研究和完善此類結構化産品風控機制。

　　第二，提高産品透明度，嚴格執行“穿透原則”，提高基礎資産資訊披露的完整性和準確性。

　　第三，建立更緊密的監管機構之間資訊共用機制，通過立法或國務院條例形式，明確貨幣當局、各監管部門之間重要核心監管資訊共用的內容、方式和頻率，清晰各自的邊界和責任。金融機構從事跨業業務應有相應的業務條線監管部門實施功能監管。

　　第四，統籌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斬斷管理部門對於各類清算機構、交易所、交易中心、行業協會等市場仲介組織的行政干預，能交給市場的全部交給市場，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對於市場主體行為的調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