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李大君曾對100多個建築農民工進行過訪談。

　　梳理他們的人生時，李大君發現，時代的每一場變革，都會在他們身上留下烙印；社會的每一次變動，都會迅速波及到他們身上。“蝴蝶震動一下翅膀，他們立馬就躺槍了。”

　　去年11月底，李大君轉了北京20來個建築工地。“大部分都停工了，比往年提早。受經濟下行的大環境影響，農民工找活難、討薪難。”

　　在幾百個認識的建築農民工裏，李大君隨機調查了40多人。2015年，他們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拿到工資全款，而且活少、難找。“像老何，往年能幹200到280個工，去年只幹了100個工。”

　　每到年底，李大君都跟老何他們聚聚。連著4年，他都是請農民工泡澡。在城鄉結合部，包個便宜的澡堂子，喊上三四十號人，大夥一塊泡。2016年春節前，剛從河南回京的李大君，打算請大家吃飯。

　　聚餐的地兒，在東南五環的西直河，吃自助火鍋，一共來了十六七個人。除了等著拿工錢回家的工人外，還來了兩個小包工頭。

　　包工頭李建華，原先是山東一國企煤礦工人。“下崗哩！上北京混，莫名其妙地就幹上包工啦。”他的身高有一米八，講話底氣足、嗓門大，一口濃濃的山東味兒。一頓飯吃下來，基本都他一人在説。

　　李建華管接活兒叫“買工地”。

　　流程是這樣的：建築公司有活了，先找有資質的勞務公司，勞務公司實際上沒有工人，得上勞務市場找人去。

　　“有一幫人背個包，天天在勞務市場蹲著，圍著勞務公司轉，專門替他們找幹活的人，俺叫這種人是‘背包的’。一般俺在家聽電話，有活了，‘背包的’打電話過來，談成了，先要給‘背包的’好處費。”

　　年頭好的時候，買一個工地，給兩三千好處費。“2015年活少，好處費上萬塊。看今年的架勢，買一個工地，怎麼也得花三萬。”

　　包工頭也是分級的。李建華説自己是最底層的包工頭，活到他手裏，不知經過了多少層。“有一個活，經過大大小小的包工頭，到我手上一共經過12層。哪一層不剝點皮呵。經的層越多，工人拿到的錢就越少。”

　　“給點零花錢吧！”接下活兒，幹上十天半月後，李建華得趕緊向老闆要點現錢，按工人人頭要。“假如一個人，能要來100塊，只給工人50。俺得先把買工地的錢拿回來，保證別賠了。”

　　2015年他還是賠錢了。李建華講，往年幹工地，掙錢的活多，這一年是保平的多，還有兩個活兒，到現在都沒拿到錢。“俺有一百來號工人，快過年了，讓大部分人先回家，只留下20來個代表。我管吃、管住，天天就是上公司要錢去。就這，一天的費用也大了去了，快貼進去10萬啦。”

　　他指著李大君説，“開始，聽大君給俺們講各種故事、法律政策，覺得真好！《勞動法》真是一部好法。可現實是，你按那上邊的條文去做，根本做不下去。”

　　“有幾個能像老何那樣打官司的？反正俺手底下的農民工，去法院還沒上庭打官司，人先打哆嗦哩。維權成本太高，打官司，光時間就能耗死你！”

　　要不來錢，那怎麼辦？

　　擼了擼袖子，李建華繼續道：“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咋辦呢，聚一堆，堵大門唄。以前不給錢，就去堵工地大門，不讓幹活。現在，鬧也沒用哩。”

　　因為要工錢，他已經被揍了好幾回。有次是傍晚，他去工地外頭吃飯，“上來一夥子人，衝俺拿刀就砍。人一躲，砍中右胳膊肘，把鷹嘴骨砍掉了”。還有一回在工地，來了20多號人，穿黑衣服，戴白手套，拿著一尺多長的棒子。對工人二話不説，上去就揍。一打110，人就閃了。警察還差點把工人抓走，幸虧一個大學生志願者，在工地二樓，拿手機拍了工人挨打的視頻。

　　旁邊一直不説話，默默吃菜的小包工頭老劉，是老何的同鄉。他一開口就罵人了：“開發商最操蛋了，請了幾十個黑保安，直接把我們從工地給打出來，行李全撇地上。最後一分錢沒拿到，白白幹了兩個月。”

　　老劉屬於一線包工頭，自己也得幹活。有一次，他站在樓頂上攪混凝土，快完活時，樓整個塌了，人全從四五層高的頂板上掉下去。

　　昏死過去一個多小時，老劉才醒。“我身上壓滿了鋼管，臉上糊著水泥，眼睛睜不開，聽見老鄉喊我，我就叫。他們想用塔吊吊我，我急死了。那樣吊，還不把老子吊死了。趕緊讓人拿扳手，把扣架解開，鋼管一根根拆掉，一點點把我扒拉出來。”

　　這次事故，造成一死八傷。

　　老劉從此落下“腦鳴綜合症”，腦袋“嗡嗡”不停地叫，尤其是夜深人靜的時候，響得越發厲害。打了3年多官司，2015年4月，才好不容易拿到工傷賠償。年底，又把錢全拿出來，給工人墊付了工資，墊了十幾萬。

　　“我拿命換來的錢，全搞到裏邊去了。”老劉説完，又狠狠地罵了一句。

　　2016年開年，有兩起關於小包工頭的新聞，引起李大君關注。一個是討錢無望，在公交車上縱火殺人；另一個是討薪無果，被毆身亡。“這些底層的小包工頭，最極端的歸宿就是自殺、被殺和殺人。”

　　“我覺得，不是哪個人、哪個部門惡，還是建築業這種分包的勞動體製造成的，我們想嘗試改變。加上工地活少了，建築農民工也得考慮轉型。”

　　李大君他們正在搞一個“裝修合作社”。

　　所有工人都持有股份，一線工人佔70%左右，管理層佔30%左右，董事長只佔1%。沒有包工頭，工人不再是雇傭者，是為自己打工，是企業主人。

　　“可以夫妻倆一塊幹裝修，老公抹灰，老婆拌灰。我們有自己的社區，有自己的學堂。每週給工人上課。因為有股份，工人也不走了。人員穩定，就能培訓，提高技能，改進工藝。”

　　李大君覺得這不是夢，有兩點讓他自信：一是我們的工人會有主人翁意識，他們不會磨洋工，不會糊弄人，不會偷工減料；二是我們的管理是先進的，依託手機APP，研發一套流程，從接活、設計，到一步步施工。

　　“公司註冊了，團隊也搭好了。董事長是北大畢業的，碩士學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們有大學生志願者，他們學啥的都有，像清華學電子的、美院搞設計的。現在，軟體已經在設計中了。”

　　老何他們聽了，將信將疑的：好是好，可是，能競爭過大資本嗎？“這就好像在南極洲，建了個5平方米的溫室。在大環境下，冷空氣會不會侵襲，把他們再凍成冰塊？”

　　眼瞅春節了，李大君的媳婦搶了兩個晚上，才從網上幫老何搶著一張回四川老家的硬座票。因為活兒太難找，老何告訴李大君，過完年，他不打算再回北京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