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鄉時，已是兩年後。

　　“窮怕了，就為了多掙點錢，狠心連續在外打了兩年工才回。”老何説。那年臘月初，夫妻倆就從北京動身。“走前，孩子問啥時候到擋墻埡合兒(下車地名)，他們好在那兒接我倆。從北京回老家，一路要轉三四次車。到了擋墻埡合兒，還得走很遠一段山路，所以我就沒告訴他確切的時間，只説到了地方再打電話。”

　　下車時，是下午3點多，走了一段山路，快要翻過一道山梁時，老何才給家裏打電話。“我們登上山梁，就看見一個背著背簍的小孩朝我倆跑過來，我父親在他後面遠遠地跟著，大聲招呼那小孩：慢點兒跑，別摔倒了。”

　　老何媳婦見狀，扔掉行李朝小孩飛奔過去。等老何撿起行李時，她已經抱住了那個背著背簍的小孩。“我父親見他們抱作一團，也停下了腳步。那一會兒，周圍好像都凝固了。”

　　望著眼前的老父親和小兒子，老何鼻子酸酸的，喉嚨像被堵住了。好一陣才挪到他們跟前，問那個不知所措，想掙脫的小男孩：“你是何小龍嗎？”

　　孩子仔細把他倆看了又看，才肯定地點點頭。然後，指著老何的父親説：“那個是我爺爺，我婆婆在家裏給我爸爸和我媽媽煮飯呢！”當孩子的“我爸爸”、“我媽媽”叫出口時，老何的媳婦已經淚流不止，孩子已認不得自己的父母了。

　　老何兩口子一邊一個，拉著孩子的手往家走。孩子很不情願，也很懷疑，不時扭頭看後面跟著的爺爺。老何這才注意到父親老了很多，老眼噙滿淚水。父親抽噎著只説出了一句話“這幾天，車不太好趕”，就開始幫他們拎行李。

　　後來，李大君陸陸續續地整理出一份老何的“打工史”，差不多有7萬字。“他很有代表性，大部分建築農民工，都是像老何這樣一路走過來的。”

　　其實，老何第一眼見到李大君時，並不信任他。“戴個眼鏡，細皮嫩肉的，穿得乾乾淨淨，一看就不是在工地幹活的，是老闆手下的人吧。”

　　因為石二東，老何才轉變。

　　石二東跟老何同在一個工地打工，因為高空作業墜落，導致腰骨斷裂。傷還沒好，老闆就不讓他再住工棚，工地也不給飯吃，石二東被趕出了大門。

　　老何講，那會兒剛過完年，天很冷，晚上還下起雨。“夜裏，能聽見石二東敲大門的聲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央求著開門，我們都覺得他很可憐。”

　　“是大君和那些大學生志願者，幫助了石二東。給他送衣服、送吃的，給點錢，買零食，還陪他走法律程式。我感覺大君他們，跟石二東的關係很單純，交往時像親兄弟，不像是跑來忽悠我們的，這才相信他們。”

　　再聽李大君講法律知識啥的，老何也能聽進去了。像《勞動法》，兩兄弟一條條讀完，再結合遇到的事情一起討論。

　　“人明明是在工地受的傷，為什麼就不認賬？有時為什麼越是狡詐的人，過得反倒好呢？”老何想不明白。那一年，工地接連出了好幾起安全事故。為這，老闆專門從四川請了風水先生，殺雞、灑血、祭鬼。前後花了十幾萬，卻不願花錢加強安全防護措施，更沒給工傷工人一分錢賠償。

　　李大君告訴老何他們，80%工傷維權的官司，都卡在勞務關係認定上，因為老闆根本不跟工人簽勞動合同。經過石二東這件事，老何有了自我保護意識，知道了勞動合同的重要性，再在工地幹活更加小心注意。可是打工多年，有經驗、有技術的老何，注意來、注意去，還是攤上了事。

　　老何兄弟倆承包了一棟兩層樓的墻模。由於工期緊，哥倆玩命地幹，把行李搬到作業現場，連食堂都不去，最多時，連續幹了28個小時。

　　老闆還是不跟工人簽合同，這次老何長了心眼。為了以防萬一，幹活時留下了記號：在塑膠標簽上，寫上日期、姓名，然後綁在鋼筋上，再打進混凝土裏。每層樓、每個單元，都放幾處地方，然後在小本子上把位置記好。

　　果然，完活後，老闆變卦了。本來一個工是120塊錢，現在只給100塊。而且要等幾個月後，年底再結。找來找去，到最後老闆竟然説不認得老何兄弟倆。

　　“忍了這麼多年了，我遇到過好老闆嗎？”躺在工棚裏，老何説自己腦袋裏像放電影一樣，他想起了石二東，還想起15年前，一塊兒在長春工地打工、受傷致殘的堂哥。“15年了，農民工的地位提高了多少？要是再過15年，自己可能幹不動了，可兒子正是打工的好年齡啊，難道他還要過像我一樣的生活嗎？”

　　“法律就像是國家鑄的一口大鐘，你不去敲它，它就永遠不會響。”兄弟倆決定這次不忍了，要跟公司幹一仗，用法律維權。

　　那一年，他跑了很多地方，農民工法律援助站、勞動監察大隊、職工幫扶中心等等。

　　老何講：“有些部門，我去了人家根本不理我。可是，只要有戴眼鏡的人陪我一塊兒去，態度就大不一樣了。”歷時一年零四個月，兄弟倆才從執行庭法官手裏，接過七萬七千元的支票。

　　一直關注老何案子的李大君，這樣點評道：“這起看似普通的官司，被業內解讀為建築農民工‘追討勞動合同第一案’。”但在工友眼裏，老何能贏這場官司，只不過是他運氣好。

　　“老何確實運氣好！”連李大君也承認。“他是我這些年結識的工友中，最幸運的一個了。他打工30多年，一路走到現在，人還能這麼完完整整的，真的很幸運，但他老婆就沒他幸運了。”

　　“她在河北工地受傷後，我們幫忙聯繫北京醫院時，她人基本上癱瘓了。”

　　經一個當小包工頭的老鄉介紹，老何夫妻倆，去了張家口下邊的一個縣打工。

　　工地為了趕進度，讓兩組工人交叉作業。老何兩口子幹的是綁扎鋼筋的活，他倆一邊一個站在操作平臺上。老何手伸在鋼筋籠裏綁，妻子在另一邊扎，突然平臺塌了。老何被懸挂在鋼籠上，妻子一下子摔出去，掉在一堆鋼模上。

　　“看上去，我老婆摔得還不算重，身上20多處皮肉擦傷，頭上幾個大包。但是一動她，就‘哎喲哎喲’地喊痛，不知裏邊傷了哪兒。”

　　去醫院拍了片子，醫生説斷了三根肋骨，要是住院開刀，好得快。但老闆怕花錢，把人又拉回了工地。

　　“她疼得走不了路，我上去抱她，一抱人就疼得受不了。挨到下午，她一個勁兒喊疼，臉都紫了，人直哆嗦。我問她能不能忍，她搖頭。”

　　“想送她去醫院，找老闆要錢，不給。小包工頭是我老鄉，給了幾百塊錢，我們才去了醫院。”

　　沒住兩天，公司怕花錢，又哄他們回了工地。“別説給煮骨頭湯了，連原先的床舖都被人佔了，只好在一個角落裏打地鋪。”一週後，老何妻子全身浮腫，他找到公司，堅持送人去醫院。到了縣醫院一檢查，醫生説病人體內已形成靜脈血栓，得趕緊去上一級醫院搶救。

　　轉到張家口一家部隊醫院，“醫生説我，你膽子太大了，怎麼現在才把人送來。幾個醫生一會診決定馬上手術。上了手術臺，一打開，治不了。血栓從腳上，長到大腿，再有幾公分，就到腎了。要是到腎，人就完了。”

　　“醫生説得立馬去北京的醫院，打開的傷口，也不給縫了，先貼上膠布。可是轉到北京，我沒錢呵！”那個主治軍醫，跟老何要了電話，把公司老闆罵了一頓，告訴他，如果不抓緊，人有生命危險。“公司害怕了，讓醫院趕緊準備救護車，他們馬上送錢來。”

　　救護車鳴叫著，拉著老何兩口子，連夜抵達北京。好不容易挂上號，醫生一看説得馬上住院。

　　每天除了輸液通栓，老何晝夜不停地在妻子腿上、身上按摩、揉搓。“醫生説了，現在只能死馬當成活馬醫，就看她的造化了。”輸了7天液，病情竟然好轉了，又住了半個月的院，醫生説可以回家了，但需要長期服藥治療。

　　老何的妻子回了老家，從此不能外出打工。作為妻子的代理人，老何又開打起這輩子的第二場官司，替老婆討工傷賠償。

　　這場官司，打得比老何想像的艱難和漫長。

　　“我給他算了一下，至少跑了10萬里路。”李大君説。打官司期間，老何多次往返于四川老家、務工地與河北張家口之間。有次開庭時間趕在春節前，老何正在深圳忙著討薪，恰好那兩天拿錢。老何商量説，能不能緩兩三天再開？法院詢問了公司方，説不能等。

　　連夜，老何買了高價機票，從深圳飛到北京，再轉車去張家口。開庭時，公司方根本沒來人。老何感覺自己被耍了，氣得咆哮起來。

　　每次去張家口，都是老何一個人去，他説不敢去多人，那要花錢的。官司打到中院時，李大君陪他一起去了。“大君怕我一個人，到時候反應不過來。”

　　“我自己去，住20塊一晚的地下室，又潮又暗，基本沒人住。被子全丟在角落裏，得自己上去扒拉出一床蓋。大君陪我去的那一次，住得稍微好點兒，40塊一宿。”儘管所有的法律程式都走完了，老何依舊拿不全該得的錢。申訴的路，看上去還是那麼遙遙無期。

　　沒有想到，勝利來得太突然。2015年，中國人民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大閱兵”前兩天，老何突然接到一個來自河北的電話，法院讓他火速到達執行庭，領取妻子工傷賠償的尾款。

　　四年半啦，煎熬人的日子總算結束了。

　　問起兩場維權官司打下來，人有啥感受時，正走在北京街頭的老何，突然在寒風中劇烈地咳嗽起來。緩了好一陣兒，他才用四川話，説了兩句老家的順口溜：官司莫打賊莫做，不死也得脫層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