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淘熱”倒逼制度供給提速加強社會共治

　　今年兩會上,“供給側改革”“品質強國”“品質促進”等熱詞引發代表、委員廣泛關注。其間,關於推進品質促進立法的議案、提案就達21件之多。三個多月後,這些議案、提案的落實進展如何?

　　在近日召開的品質促進法立法座談會上,《法制日報》記者獲悉,目前質檢總局已專門成立研究工作機構,委託北京大學法學院品質與法治研究所著手研究,並於今年3月正式啟動了品質促進法立法研究工作。同時,廣東、上海、深圳等地也已開展品質促進立法的相關探索。

　　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梅克保在這次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推動建設品質強國,亟待從國家層面建章立制。

　　品質不過關假冒偽劣多阻礙消費

　　近年來,國內供給低端過剩、高端短缺問題比較突出,中國消費者對高品質産品的需求和國內品質現狀的衝突導致了多樣化的“海淘熱”,從奶粉到尿不濕再到智慧馬桶蓋,居民消費外溢、中高端消費轉移成為新的社會現象。

　　據統計,2015年我國出境人數過億,出境消費金額過萬億,僅今年春節期間,就有600萬人在境外消費900億,其中超過50%用於購買境外消費品。

　　在此背景下,今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的《貫徹實施品質發展綱要2016年行動計劃》明確提出:要以消費者普遍關注的空氣凈化器、電飯煲、智慧馬桶蓋、智慧手機等為重點,深入開展品質提升行動,以全面提升消費品品質。

　　而這項行動計劃出臺的背後,折射的是我國消費品品質當前的尷尬現狀:産品品質不過關、假冒偽劣産品太多,正成為阻礙海內外消費者購買中國産品的主要因素。

　　其中以生態紡織品為例,據中國航空綜合技術研究所副總工程師蔣家東透露,當前我國生態紡織品標準與國際主流標準差距越來越大,其國際認證也遠低於發達國家。與此同時,在歐盟市場因有害物質超標等問題導致的産品召回中,我國的召回強度顯著高於其他國家。有統計顯示,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因技術性貿易措施導致的直接損失額,從2005年的15.7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58億美元,增長近10倍。

　　11部相關法規多偏重政府監管

　　梅克保認為,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發展新常態和“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需要由數量追趕向品質追趕平穩轉型。雖然近幾年我國品質工作得到長足發展,但品質標準不高、水準不高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短板,是我國産業長期處於國際産業鏈中低端的根本原因。

　　據統計,2004年至2014年,中國進入世界品牌500強的製造企業只有3至6家,平均約佔世界500強製造業品牌總量的2%。而美國佔37%,日本、法國、德國分別佔14%、10%和6%。

　　梅克保指出,從發展軌跡上看,許多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都把品質發展作為國家戰略來實施,並通過制定專門的品質促進法律制度來保障。

　　事實上,研究制定品質促進法,更是品質提升法治化的需要。據梅克保透露,當前,我國與品質有關的法律達11部之多,但這些法律大多偏重於政府品質監管這單一品質治理模式,法律關係單一,內容側重於政府行政監管職能、行政相對人法律責任及産品品質民事責任等,缺乏規範各類品質主體社會共治的法律制度。

　　“所以,品質發展迫切需要提供制度供給,對品質立法進行有益補充。”他説。

　　政府應“回應性”規制避免一刀切

　　目前的問題是,如何通過這部立法,提供高品質的制度供給?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品質與法治研究所所長、原質檢總局總工程師劉兆彬認為,首先要明確這部法律的定位是國家法、專業法、激勵法,其立法宗旨是解決民生問題,要務實,把消費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堅持激勵、獎勵導向；要完善法治,加強社會共治的三腳架,充分發揮新聞媒體、訴訟、行業協會等的監督作用；要找準定位,理清這部法和其他品質法律的邊界、關係,抓緊起草立法大綱,開展實地調研,形成社會共識。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洪雷提出,可參考日、韓的審議會制度建立品質共治機制,加強交流、對話,更好地發揮政府、社會、行業、消費者等的作用。他同時建議政府採取“回應性”規制,根據被管理者的具體情況,採取不同規制手段,避免一刀切。

　　中央黨校政法部教研室副主任王靜建議,要發揮品質促進法在促進品質提升領域的提綱挈領作用,就要關注整體協調,要開門立法,要把其他品質法律相關部門請進來,充分磨合利益衝突,避免影響實際運作效果；要充分動員,形成政府和社會的合力,發揮社會、行業協會的作用。

　　“同時,可以採取訴訟倒逼品質提升的方式,通過成功訴訟的增多,形成市場倒逼企業提升品質、造福群眾的機制。”王靜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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