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産能處理僵屍企業，要堅持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如果處理僵屍企業過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現該處理的沒處理，不該處理的處理了的情況，所以要多發揮市場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
●頂端的1%的家庭佔有了全國1/3的財産，低端的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産大概只佔1%，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大概已經到了0.49%，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這應當值得我們注意。鋻於這種情況對稅收的調整要考慮到收入的不平等情況，使稅收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
●審批權下放出現新的問題後，有人主張收回審批權，這是不適當的，不能出了問題就收權，還是要用改革的辦法，要加強事中、事後的監管來解決問題。
面對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機遇和挑戰，2015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那麼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就成為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我有以下幾點思考：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
外延急需取得共識
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外延。綜合目前社會上對供給側改革的討論情況來看，我覺得有幾種論斷值得我們注意：一是萬能論。認為所有問題只要套上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外殼就能解決，這是片面的。二是無效論。説所謂的供給側，需求側，是理論上概念的文字遊戲，不解決實際問題。三是舊體制回歸論。認為改革就是去私有化，瓦解私有企業，把大的私有企業公有化，加強計劃經濟的管理。中央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中國的戰略調整和一個主線提出來，但不少人對它的認識如此模糊。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急需取得共識，準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外延。
去産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核心在處置僵屍企業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是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首要任務是去産能，核心是僵屍企業的退出。什麼是僵屍企業？目前還沒有確定的定義，所以説法不一。歸納起來，大體上有四種：牛津辭典記載僵屍企業這個單詞來源於西非剛果的方言，意思是被某種巫術復活的屍體。簡單説僵屍企業是早就應該破産、卻因為某種原因仍然存續的企業。工信部副部長馮飛認為，僵屍企業就是那些停産的、半停産的、連續虧損的、資不抵債的、主要靠政府支援、財政補貼和銀行貸款來維持經營的企業。法律專家李曙光認為，僵屍企業是指那些喪失償債能力，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已經具備破産法規定的條件，但實際靠借貸尚在持續運營的企業。在資本市場上認為，那些每股收益連續三年為負數的上市公司可以稱為僵屍企業，按照這個標準，A股市場有265家僵屍企業。上市公司這些僵屍企業一方面在資本市場維持融資，265家企業中有130家企業募集資金3281億，一方面又從政府的手中獲得了大量的補貼，據估計接近426億。所以中央提出出清僵屍企業，使之入土為安，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僵屍企業佔用了國家寶貴的資源，增大了金融風險，導致了發展的不可持續。
去産能處理僵屍企業，要堅持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如果處理僵屍企業過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現該處理的沒處理，不該處理的處理了的情況，所以要多發揮市場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為什麼有僵屍企業，按照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而奈説，所謂僵屍企業是因為父愛主義，因為社會主義要愛護國有企業，政府對國有企業無條件支援，並有鐵飯碗的制度，所以僵屍企業是父愛主義的産物。現在處理僵屍企業議論很多，各級政府部門也做出行動，給出了處理的數量指標。目前，處理僵屍企業有三怕：政府和企業怕負國有資産流失責任，怕社會不穩定；銀行怕提高不良資産率；職工怕失業。處理僵屍企業要堅定不移，又要穩妥精細，尤其要做好職工的安置工作。
把去産能同扶貧和
“走出去”結合起來
首先把去産能和扶貧結合起來。2020年我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小康社會的短板是貧困地區、貧困人口。政府是不是可以來收購過剩産能，支援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會對玻璃、鋼鐵、水泥産生需求。另外去産能要和“走出去”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借鑒過去歐洲復興時美國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就要同“一帶一路”結合起來。現在我們要走出去，不確定性因素很多，風險也較大，但是我們輸出過剩産能，幫助支援沿路國家的經濟發展。採取這兩條措施，一是和扶貧結合起來，二是和“走出去”、“一帶一路”結合起來。通過上述辦法，達到既能有效地去産能，又能促進貧困地區脫貧，推動“一路一帶”健康發展。
把去庫存同農村的改革
結合起來
農民有資産，有宅基地、有房産。但是這些資産不能變為資本，因此農民不能增加財産性收入，不能富裕起來，不能帶動農村的消費，如果把資産變成資本，一方面可以促進農村的消費，另一方面有利於房地産去庫存。農民富起來，帶動農村消費，經濟下滑的趨勢可以得到緩解。城市有一億多農民工需要房子，但是農民沒有錢就買不起房子。如果和農村改革結合起來，農民有了資本，有了錢就可以到城市裏買房子。現在全國房子的庫存大概是7.3萬億平方米，如果農民有能力去城市裏買房子，不但可以解決農村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還能緩解經濟下行壓力。
減稅不僅要減輕企業的負擔
還要調節貧富差距
最近北京大學發佈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目前收入和財産不平等狀況日益嚴峻。頂端的1%的家庭佔有了全國1/3的財産，低端的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産大概只佔1%，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大概已經到了0.49%，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這應當值得我們注意。鋻於這種情況對稅收的調整要考慮到收入的不平等情況，使稅收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全面推開的營改增將會減稅五千億，可以減輕企業負擔。如果減免食品增值稅，受益者將是廣大人民，特別是低收入的群體。既有利於緩解過大的收入差距，又有利於促進國內消費，也有利於實現包容性發展。目前我國的稅收結構不合理，間接稅收入所佔的比重太大，2006年達到72%，2013年降到59%，在國際上，這一比重也是很高的。OECD國家，間接稅收入只佔30%，累進的所得稅等直接稅佔了總稅收的70%。累進所得稅有利於調節貧富差距。
要為供給側結構改革
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保障
政府要為供給側結構改革創造制度性環境，目前還有不少制度供給不足。例如僵屍企業之所以僵而不死與制度供給不足有直接關係。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依法為實施市場化破産程式創造條件，加快破産清算程式案件審理。要盡可能多兼併、重組、少破産清算，做好職工安置工作。要嚴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産能過剩”。《企業破産法》自2007年6月1日實施以來，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其主要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出於維護政績的需要而干預企業破産；二是法院不願意受理破産案件；三是破産案件處理缺乏市場化；四是破産法體系不健全，沒有個人破産和金融破産制度。當前，繼續修改《企業破産法》，有條件的地方建立破産法院，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預。同時要建立個人破産制度，完善金融機構破産程式。
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
必須進一步深化政府改革
繼續簡政放權，深化政府改革有利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年來簡政放權力度較大，但是社會的反應是放權力度還是不夠，該放的沒有放到位，而且放了以後不匹配，辦事增加了難度。有的放權後監管沒有跟上，比如把發電的企業審批權下放後，地方出於本地利益的需要，自行審批了109家燃煤發電企業，約1.2億千瓦的發電量。根據我國環境情況，必須加快發展清潔能源，通過大功率特高壓設備，可以從電充裕的區域輸送到缺電的區域，這就無須每個省都用煤來發電，可是這樣和地方的利益便産生了衝突。審批權下放出現新的問題後，有人主張收回審批權，我認為這是不適當的，不能出了問題就收權，還是要用改革的辦法，要加強事中、事後的監管來解決問題。
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
是創新的動力之源
中央提出創新驅動戰略後，千人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出現了可喜的變化。但是與國際上比較起來，我國還是原創性和理論創新不足，顛覆性創新更少。主要原因是，思想不夠解放，束縛創新思維的條條框框太多。
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價值追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2008年我在廣東作了一次“解放思想與體制創新”的講話。講完以後廣東社科院的一位同志提出來，他説我們提出人的全面發展，為什麼前面沒有加上自由？我説沒有寫上自由不等於不要自由，如果沒有自由不可能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每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是一切人創新發展的條件，是全面創新的動力之源。
去産能處理僵屍企業必須
要有更大的決心和智慧
去産能，處理僵屍企業必須要堅定不移，要有更大的決心、更大的勇氣和更多的智慧。現在對於處理僵屍企業存在一些疑慮。90年代諸城處理僵屍企業的案例對我們有啟示意義，1991年35歲的陳光作了諸城市市長，1993年改任市委書記，他認為不改革沒有出路，財政補貼是補不起的，所以逼上梁山搞改革。全市282個國有和集體企業全部進行了改制，陳光因此出了名，被稱作“陳賣光”。當時山東的書記、省長請我去講國有企業改革，有一位廳長提出：諸城國有企業的改制到底姓資姓社？我回答説，姓資姓社不好做結論，應該按照小平同志的三個有利來衡量。為了了解真實情況，朱鎔基親自帶領九個部委的同志赴諸城調查。調查以後覺得諸城的經驗應當推廣。1997年6月，陳光調任菏澤地委副書記，行署副專員，半年後又任專員。當年菏澤縣以上企業負債率達到122%，三分之二的企業已經停産，銀行不良貸款達80%。陳光感到這些企業賣都賣不出去，只有送個有實力的好企業才能救治他們。他説：“與其説是送出企業，不如説送出包袱，送出債務，實際上是引進來，這叫換個爹娘養孩子。只要把企業搞活，職工生活有保障，不管菏澤的企業姓菏不姓菏。”菏澤是山東最貧窮的地方，當年財政收入是4億元，而全市公務員及事業單位職工工資需要10億元。2006年，菏澤財政收入30億元，公務員工資漲上去了，老百姓生活有了改善，但罵他的人還是很多，陳光被稱為“陳送光”。但他作為改革者，欣慰地説：“我俯仰無愧，無怨無悔，改革的功過是非，應由事實評説。”今天我們去庫存，處理僵屍企業也要有陳光那樣的決心、勇氣和智慧。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會名譽會長）
(責任編輯：羅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