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學之父”約翰·加爾通對中國和平學影響深遠

 題：“和平學之父”約翰·加爾通對世界及中國和平學影響深遠

作者 劉成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學教席主持人、濰坊學院和平學研究院名譽院長)

約翰·加爾通(Johan Galtung)教授身體一直很健朗，筆耕不輟。他84歲時讓我陪著再登中山陵，87歲去南京長江邊長途跋涉，90歲還曾向我介紹其健康高壽的秘訣……我深信這位和平學大師一定會是百歲老人。北京時間2月18日淩晨，當我得知他在幾個小時前駕鶴西去時，完全不願意相信：這樣一位世紀老人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畢生為之奮鬥的和平事業。

約翰·加爾通于1930年10月24日生於奧斯陸，父親和祖父都是醫生。童年時期，他在納粹佔領下的挪威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目睹了父親被佔領軍逮捕。加爾通沒有繼承先輩的醫生職業，卻成為給社會“看病”的大夫。他是和平與衝突研究的奠基人，被譽為“和平學之父”。和平學是人類社會的“醫生”，它關注各類暴力造成的痛苦，“診斷”暴力的狀態，“預測”暴力的變化，通過“治療”減少暴力(消極和平)並改善環境(積極和平)。

1959年，加爾通在奧斯陸創建了歐洲第一個和平研究所。1964年，他創辦了第一本和平學專業期刊《和平研究》。1969年，加爾通被挪威政府任命為世界上第一位和平與衝突研究(和平學)教授。他曾多次獲得國際獎項和榮譽，包括1987年的諾貝爾替代獎“正確生活方式獎”(the alternative Nobel Prize Right Livelihood Award)以及多次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加爾通教授是偉大的和平研究理論家、教育家及和平實踐活動家。他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對全世界的學者、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産生了深遠影響。加爾通提出的暴力三角(直接暴力、結構暴力、文化暴力)、衝突三角(行為、矛盾和態度)、積極和平與消極和平，以及衝突轉化等概念，影響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和平建設者。

加爾通的衝突理論是其批判性和平研究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將醫學(診斷學、預後學、治療學)、數學(離散數學和結構數學、組合學和隨機學)、社會學、比較文化研究和人類學中精確協調的分析方法結合起來，並從衝突的原因、驅動力和後果方面更好地理解和改造社會各個層面的衝突。加爾通將衝突定義為任何“社會體系中行為者的目標或價值觀之間的不相容”，認為有關衝突可以通過澄清和調和(隱藏的)利益來解決，調解可以改變衝突的結構性背景，從而改變衝突各方的行為，使衝突在各個層面上得到轉變。加爾通衝突理論的重點是尋求建設性和非暴力衝突轉化的條件。正因如此，加爾通認為和平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並將和平定義為“用非暴力方式創造性地實現了衝突轉化”。

他提出的結構暴力和文化暴力的概念，促使和平學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發生轉向，更加關注積極和平，以應對全球化進程中的各類矛盾與挑戰。加爾通提出積極和平的四方面內容：一是自然和平：物種之間的合作而不是鬥爭。二是直接的積極和平：強調言辭和物質上的仁愛，關心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生存、幸福、自由和身份，愛是其縮影，即身體、思想和心靈的交融。三是結構的積極和平：以自由取代壓制，以平等取代剝削，完成取代的方式是對話而不是滲透，整合而不是分割，團結而不是孤立，參與而不是邊緣化。四是文化的積極和平：以和平的合法性代替暴力的合法性，在宗教、法律、意識形態、語言、藝術和科學內，在學校和媒體中，建立一種積極的和平文化，意味著打開而不是抑制人們的不同傾向和才能。積極和平超越了傳統的和平定義，擴大了和平內涵，成為後來有關和平研究的主要內容，在世界範圍內被廣為認同和推崇。

我與加爾通第一次見面是在2005年3月的南京——中國首屆和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墨西哥、挪威、南非等國的國際著名和平學者參加了會議，加爾通教授為大會作主旨報告。會議論文集于2006年在英國出版，書名為《中國世紀的和平學》(Peac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Century)。南京和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成功召開，標誌著中國和平學研究的正式啟動，南京大學也逐步成為中國的和平學中心。在會議上，加爾通送給我們一本他的代表著作《用和平的方式實現和平》(Peace by Peaceful Means,Oslo：IPRI,1996.)，很快被翻譯為中文出版，中文書名為《和平論》(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2016年再版書名為《和平之道——和平與衝突、發展與文明》)。後來，我們又翻譯了他的另一本書《美帝國的崩潰——過去、現在與未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這本書成了暢銷書。

2014年4月，加爾通教授第二次不遠萬里訪問南京大學，作了題為“和平學視角下的島嶼爭議與解決方案”的演講。一年後，我與德國和平學教授埃貢·斯皮格爾(Egon Speigel)的合著《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設——圖解和平學》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前，我試著請加爾通教授給該書寫個序，沒想到加爾通短短幾天內就看了書稿並把寫好的序發給了我。序中寫道：“這是一本非同尋常的全球和平學著作！這本書本身就是在全球化世界裏建立和平，它使用了世界上兩種主要語言寫作，合作作者也跨越了中西差距。本書不僅是傳遞一種資訊，這本書本身就是一種資訊，而且非常強烈。書中含有豐富的思想。這本書給所有人一件最好的禮物：樂觀主義。”

2017年2月，“東亞和平的新願景”學術研討會暨第二次中日和平學者對話會在南京舉辦，我又寫信邀請加爾通來寧作主旨報告，已經87歲高齡的他依然答應了。會議快結束時，他説想給南大學生講課。當時是週末，我一時無法安排，可又不忍拒絕。於是説，我可以帶我的10多位碩士生和博士生，到他下榻的賓館與他座談。第二天上午，在他房間的客廳裏，我的學生逐個向他彙報自己讀書寫作中的困惑，加爾通教授就像看病問診一樣，給每位學生開出了提高學術能力的“藥方”。原來約定好2個小時，在我幾次催促下，還是延長到3個小時，加爾通才很不情願地同意下課。課後他非常開心，主動提出跟我們外出吃午飯，自己點了一份扣肉蓋澆飯，喝了一瓶啤酒，飯後又提出要到長江邊走走。他超人的學識和旺盛的精力，讓我和我的學生們大開眼界。

加爾通在年輕時就曾多次訪問中國，並將他在中國多次訪問的見聞和思考匯集為一本書《向中國人學習》。加爾通在第二次訪問南京大學時，將他用老式印表機逐個字母列印出來的這本原始書稿交給我，希望在中國出版。遺憾的是，中文譯稿以後即便能出版，加爾通教授也看不到了。加爾通一生出版了150多本書，其著作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有一次，加爾通問我，誰是你的和平學老師？我説是安德魯·瑞格比(Andrew Rigby)教授(英國考文垂大學和平學中心創始主任)。他馬上説：“我是他的老師。”其實，對於當今世界的所有和平學者，加爾通都是他們的老師。他對全球學術界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正如他所言：“我給自己設定了若干十年計劃，要在以下每個學科中站穩腳跟：20世紀50年代是社會學，60年代是政治學，70年代是神學、經濟學和教育學，80年代是歷史學，90年代是文化學(人類學、思想史/哲學、精神分析、個人和集體建構)。”其實還不止這些，比如“和平新聞”也是他的倡導。總之，他提出的理論和概念是和平學的學科基礎，沒有加爾通的學術貢獻，就沒有今天作為一門學科的和平學。

約翰·加爾通教授，我們永遠懷念您！(完)

作者簡介：

劉成，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學教席主持人(Holder of UNESCO Chair on Peace Studies)，英國與英聯邦研究所所長，和平學研究所所長，專業領域為英國史、和平學。出版專著10部，譯著5部，主編叢書4套，發表中外文論文100多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科研成果先後獲教育部社科三等獎、二等獎(合作)、一等獎(合作)。兼任江蘇省世界史學會會長，中國英國史研究會理事，濰坊學院和平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國際和平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理事，亞太和平研究協會(Asia-Pacific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理事，東北亞和平教育學院(Northeast Asia Region Peacebuilding Institute)執委會顧問委員，超越國際(Transcend International)中國委員，國際和平城市協會理事(International Cities of 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