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經學重建應如何著眼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後，將經學作為一個重要研究內容。2010年召開了第一次經學會議，主題是“經學：知識與價值”。這次會議主要是要解決一個問題：人大國學院的經學研究要走一條怎樣的路？周予同先生有一個説法：“經學的時代結束了，經學史的時代剛剛開始。”雖然説是經學史研究，但周先生還有其弟子朱維錚先生，對於經學基本是否定的態度，很難説是客觀、公允的研究。如果我們今天還是採用這樣一種態度，還是周予同、朱維錚的研究方法，可以説經學的研究難免走進一條死衚同。前些年在社科院時，我參與了姜廣輝教授主持的“中國經學思想史”課題，前後歷時十三年，《中國經學思想史》四卷六冊終於于2010年出版了，受到學術界的極大關注。這項研究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為經學正名。姜廣輝先生提出了“根”和“魂”説：經學是中國文化的根；經學的價值是中國文化的魂。所以對待經學，我們不能是整理國故的態度，視其為博物館中沒有生命的陳列物，而應看作是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價值體系、精神家園；經學研究也不應只是把經學當作一種古董知識來了解，只是對經學演變的軌跡作歷史性的陳述，而應把它當作中國古代價值理想的思想血脈來理解，通過經學注疏透視其時代的精神和靈魂。所以這次會議我們專門加上了“價值”兩個字——經學不僅是一套知識體系，同時還是一種價值信仰，今天經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重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使經學與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重新發生關聯。

2011年國學院召開了第二次經學會議，主題是“經學與史學”，主要是討論經學與史學的關係問題，這同樣是經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知道，中國傳統的經學主要分漢學和宋學，漢學重視五經，宋學突出四書。五經是前轉軸時期（現學術界一般譯為“軸心時期”，不確）的文化積累，四書則是轉軸時期的文明創造。雅斯貝爾斯有轉軸時期的説法，認為西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這一時期，世界幾大古代文明都出現突破性發展，奠定了人類自我理解的框架和基礎，以後每一次飛躍都要回到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點燃。但中國文化的特殊之處在於，她不僅有一個燦爛的轉軸時期，還有一個漫長的前轉軸時期，轉軸時期是春秋戰國，前轉軸時期則是堯舜和夏商週三代。以後每一次飛躍不僅回到轉軸時期，同時也可能回到前轉軸時期。漢唐是回到前轉軸時期，所重是五經，故周孔並稱，孔子附屬於周公之後。宋明以後，則是回到轉軸時代，四書地位提升，故孔孟並稱。當前的經學研究，我覺得五經面臨的主要是歷史觀的問題，四書則是哲學或義理的問題。章學誠説“六經皆史”。“史”是指史官，故五經是由史官掌握的歷史文獻。但在傳統社會中，五經不同於史，二十四史不能與五經相提並論。從經學史看，經之為經，一是因為唐虞、三代是理想社會，五經記載的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王的事跡，是三代理想社會的典章法規、制度成法，這與後世的“相斫書”是不同的——這一般是古文經學的看法。二是五經經過孔子的刪訂，刪訂的時候把儒家的一些基本價值觀體現在裏面了，故經之為經不在於文獻本身，而在於孔子賦予其特殊的“義”，“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這一般是今文學家的看法。但這兩點在近代基本被否定掉了。

首先是古史辨派的興起，顧頡剛提出“層累地構成古史説”，認為五經所記載的內容都是後人的偽造，是後人添加上去的，比如禹是一條蟲，堯舜等可能根本也不存在。這樣古史辨派通過否定三代歷史，進一步否定了儒家經學的價值理想。如果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在一個根本不存在或者虛幻不實的歷史上，從當時科學主義的眼光看來，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其次是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傳入，按照這種理論，三代就是奴隸社會，是落後反動的。儒家推崇三代、周公可能就是在開歷史倒車，是復辟、倒退，這樣儒家經學的權威也就被消解了。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經學，首先遇到的就是經學與史學的關係問題，是歷史觀的問題。只有搞清這個問題，才有可能對經學重新定位，重新看待經學的價值與意義。2011年的會主要是討論這個問題。

2012年國學院召開了第三次經學會議，主題是四書，涉及宋學，而宋學主要是一個哲學或義理的問題。建構自己的思想是通過經學詮釋的方法，通過與經典的不斷對話，逐漸形成自己的思想，然後又用其思想去詮釋一部經典，朱熹、王夫之、戴震等無不是如此，這就是“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所以中國的詮釋學跟西方是不一樣的，我們是往往有了自己的思想之後，用自己的思想去解釋經典，把自己的思想貫穿在經典之中，通過對經典的詮釋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這是中國詮釋學的特點。朱熹的《四書集注》到底是孔子、孟子的思想還是朱子的思想？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到底是孟子的思想還是戴震的思想？這是很難分得清的，往往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所以余敦康先生説，如果我們今天想發展儒學，建構思想體系，恐怕還要回到傳統經學中去。

（作者：梁 濤，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