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歲翻譯家王家湘：翻譯界的亂象不是一下能解決的

86歲翻譯家王家湘：

翻譯界的亂象不是一下能解決的

2022年2月20日 成都商報電子版

這是一個有故事的老太太。

她説：“我這一生很坎坷，但我不容易被打倒。”

她86歲才徹底退休，每天游泳，打橋牌。

“在浮躁的世界裏，能夠靜下心來閱讀和翻譯優秀的文學作品，是隨身自帶的幸福，努力去做得更好，是我終身的追求。”

電話那頭，86歲的王家湘説話鏗鏘有力、語氣堅定。

王家湘，中國翻譯協會“資深翻譯家”，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師從許國璋、王佐良等名家。曾翻譯《湯姆叔叔的小屋》《假如給我三天光明》《瓦爾登湖》《説吧，記憶》《他們眼望上蒼》等30余部英語文學作品。她是黑人文學翻譯的先行者，曾憑藉譯著《有色人民——回憶錄》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評委會在頒獎詞中評價“譯者諳熟原作者的文化背景和語言風格，很好把握原著的文體，忠實而流暢地再現了原著的內涵和氣韻。”

最近，王家湘出版了《他們眼望上蒼：王家湘譯文自選集》，收錄她最富代表性的9個譯作選段，其中包括“歲月留痕”的《青春》和《有色人民》，“女人，女人”為主題的《時時刻刻》以及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多部代表作。

筆耕不輟40年，

翻譯400余萬字

1936年，王家湘出生在江蘇無錫，這一年，爆發了西安事變，這一年，魯迅去世。

生於亂世，還不到一歲的她，跟隨父母從江南逃難到四川。

王家湘的父親是清華土木係畢業的，在修建公路的工程局工作，工程隊走到哪，家屬就跟到哪。她童年的記憶顛沛流離，除了四川，還輾轉貴州、廣西，每半年就換一個地方，一共換過十幾所小學。為了不受小夥伴恥笑，她就不斷改變著有細微區別的方言。

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到了吳儂細語的江南。1947年，王家湘隨父母到南京，讀初中了，開始學習英語。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組織上安排她家轉移到上海。她又經歷了南京和上海不同方言的考驗。

1949年，王家湘隨父母到北京安定下來。她一心想考師大女附中，結果如願考上。因為初中就學英語，所以到了高中又繼續學。

1953年，北外首次公開面向社會招生，當時還叫北京外國語學院，隸屬外交部——之前都是保送，從她這屆開始，改由高中推薦，再統一參加高考，擇優錄取。到了北外，她才真正系統地學習英語，接觸英美文學，並在此後幾十年裏一直從事英語以及英美文學的教學研究工作。

在北外讀書期間，恰逢許國璋、王佐良、周玨良幾位先生學成歸國，還有張漢熙、丁往道、薄冰、劉承沛、李秉漢等諸位先生執教北外，可謂是大師雲集。

王家湘説，先生們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對學術研究的敬畏之心，是留給她的寶貴財富。“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讀書的4年，一帆風順，我給你們看一個東西，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院畢業文憑。”打開看，有她的照片，有校長簽名蓋章，還可以看到，所有選修課都是及格，但必修課全是5分。“當時是5分制，這樣的畢業證書，説明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很努力，也過得很快樂。”

1957年，北外畢業後，年底，王家湘陳琳結婚了。1958年，她被下放工廠勞動，“困難面前，考驗人心，我們兩人互相信任。我和他，就是這樣一個相知相識簡單的故事。”在工廠，業餘時間，王家湘還給技術員上英語課。

王家湘是1962年回的北外，在母校任教。

住在同一屋檐下，王家湘和陳琳在各自感興趣的領域傾注精力，各自成就。“他搞語言學，我搞翻譯。我們各出各的差，各搞各的科研。”王家湘翻譯了《湯姆叔叔的小屋》《假如給我三天光明》《瓦爾登湖》《説吧，記憶》《他們眼望上蒼》等30余部英語文學作品，筆耕不輟40年，翻譯400余萬字；陳琳成為了著名外語教育專家、北外英語學院教授，一直致力於英語的教學，從小學到大學，一條龍編寫英語系列教材。

去年，北外舉辦80週年校慶校友集體紀念婚禮，夫婦倆受邀出席。

兩人攜手走過漫長的人生，還有幾個月，陳琳就滿100歲了。王家湘説，現在他們住在一個養老機構，條件相當不錯，陳琳的腦子很清楚，他一直工作到2021年9月底，身體才開始出現問題，自理能力下降。陳琳長期負責教材編寫工作，去年9月26日，榮獲全國教材建設先進個人稱號，也算是工作圓滿結束了。

而她自己因為沒辦法長時間對著電腦翻譯，去年把之前的工作基本結束了，這才算正式退休。每日，她堅持游泳、打橋牌，“我從小就會游泳，喜歡，就會堅持。”

遵從恩師王佐良翻譯理念：一切照原作

王家湘算了一下，自己一共跑了三十多個國家。

上個世紀80年代起，她前往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國家訪學，接觸到了大量不同於自己學到和講授的傳統現實主義的現當代英語文學作品，她産生了通過翻譯將其中的一些分享給國內讀者的想法。

1981年，她在澳大利亞格裏菲斯大學訪學期間，開始關注研究20世紀英國的一批現代主義作家，如弗吉尼亞·伍爾夫、喬伊斯、D.H.勞倫斯、E.M.福斯特等，回國後結合教學科研，開始發表相關論文。

1986年夏，她作為魯斯學者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從事美國黑人文學和女性文學研究。當時國內這方面的研究剛剛起步，在一年半的時間裏，她從研究女作家，到集中研究美國黑人女作家，撰寫了一批論文。1997年，她獲得國家社科規劃“20世紀美國黑人文學史”課題資助，開始邊教學邊研究。爾後又于2000年到哈佛大學黑人研究中心進一步收集資料，但由於繁忙的教學工作，直到退休才成書，2006年，《20世紀美國黑人小説史》出版。

現在，她仍然記得自己翻譯的第一部小説是英國作家艾麗斯·默多克的《沙堡》；記得讀到瓊·裏斯那本不起眼的小書《滄海茫茫》時感受到的震撼；記得翻譯納博科夫的作品，既是享受也是折磨……每一本譯作都以自己的特別之處，留在了她的記憶中。

王家湘也是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的評委，她如何判定一部作品翻譯得好不好呢？她認為，如果翻開一部作品，就知道這部作品是哪一個譯者，這不是好的翻譯。海明威和伍爾夫的風格是不同的，莎士比亞和美國印第安人的偵探小説風格是不同的，不僅句子長短不同，語言描述不同，譯文的風格應該翻譯出原文作者的風格，不應該有譯者自己的風格。

王家湘堅持認為，好的翻譯，要盡可能反映原作語言風格、寫作風格和文體風格，有些外國作家就是喜歡寫長句子。有些人説中國人喜歡看短句子，那譯者拆得零零碎碎究竟對不對？這是和原著作者相違背的，總而言之，她覺得翻譯作品不能一味強調中國人的閱讀習慣，“我們願意看不一樣的景。我不贊成翻譯要去迎合一個習慣。”

王家湘還説，她做翻譯的第一個原則，就是只翻譯自己有研究，或至少有一定研究的作品；或對作者有過研究；或熟悉該作品的題材或反映的時代。另一個原則，就是遵從恩師王佐良先生的翻譯理念“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並且努力在翻譯過程中踐行這一理念。

在動手翻譯之前，王家湘總是要求自己反覆細讀全書，力圖對作品有個全面的了解，包括作者生活的年代，創作該作品時作者的思想境遇，作品寫的是什麼時代的事情，作者的寫作風格、語言特色等。有的作品語言典雅抒情，有的充斥著方言俚語，有的句子長而複雜，有的短小輕快，這些都需要以相應的漢語表現出來，使讀者多少能夠領略一點作品的藝術特點。例如赫斯頓和伍爾夫雖然同為女作家，但前者自幼生活在美國原生態黑人社區，聽著黑人民間故事長大，而後者出身英國上層社會，家學深厚，博覽群書，思想見識超群。不同的成長經歷和文學素養反映在兩人不同的文字風格上。

批判翻譯界浮躁：要對語言有敬畏之心

如果第一個翻譯的人不能把原著很好翻譯出來，以後也很難有人主動重譯，那麼中國讀者就失去了賞析一部好作品的機會。

王家湘為何翻譯《瓦爾登湖》？之前出版社找到她，她拒絕了，後來出版社給她看了一個版本，她覺得有不少地方存在誤譯。於是，她才開始翻譯《瓦爾登湖》，盡可能地保留作者的寫作和語言風格。她説，原文是很難讀的，翻譯的時候，也沒有為“易讀性”而改動原文的章節段落，她堅持認為，讀者讀《瓦爾登湖》，是希望領略梭羅的思想和語言風格，原文簡約或是華麗，直白或是隱晦，流暢或是晦澀，譯文都應盡可能有所反映。

“做翻譯還要對語言有敬畏之心，要細心揣摩上下文，切忌望文生義。”王家湘説，越是“簡單”的詞越不可掉以輕心。在南非女作家戈迪默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不少媒體發表了介紹她的短文，列舉了她作品的書名，説她寫了《七月的人民》(July's People)《自由民之女》(Burger's Daughter)等等。“我真的驚呆了！任何人，只要打開書看上幾頁。就應該知道July是一個人名‘朱利’，再看下去就知道People的意思是‘族人’，書名應該譯作《朱利的族人》；而Burger是主人公的姓，書名應該是《伯格之女》。如此毫無忌諱地望文生義，是對自己、對讀者徹底的不負責任。有的譯者有時會過於自信，即使在上下文完全説不通的情況下，也不停下來稍作思考。”所以，王家湘在《瓦爾登湖》譯本的後記中寫道：文學翻譯要想做到“原汁原味”地再現原作的語言風格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應該不斷地追求接近一點，再接近一點。

王家湘記得一位譯者的話，這位譯者作為老師，要晚上熬夜翻譯，他抱怨：“稿費還補不上我為翻譯而多花銷的電費錢，和抽的煙錢，千字才40元。”她認為，一個行業的酬勞過低，就是貶低這個行業，所以，很多人不做翻譯了。

她拿了魯獎後，曾經有一位編輯説，王老師我給你千字80元，要不是你是魯獎得主，根本拿不到這麼高的稿費。她的回答也很直率：“你給多少我也不計較，我翻譯不是為了掙稿費。我是因為喜歡，給多少無所謂，因為我有工資，可以生活。但是年輕人還要養家糊口，稿費低，就當然要計較了。”

“現在，平臺追逐流量，一些小孩只想當演員，做網紅，賺大錢，一心只求輕鬆賺錢，怎麼能成為國之棟樑？一個民族信仰，民族素質的重建，人才是基礎。價值觀一旦被扭曲之後，要重建是很難的。”

王家湘希望人們可以靜下來讀真正的好書，她遇到很多非常努力和明白的年輕人，但他們的聲音比不過手機上賺流量的聲音，“我覺得我們要共同努力，包括我們的翻譯界。”

出版方式和心態也會影響好的翻譯作品，舉個例子，出版商花大價錢買了版權，找到她，給她8個月翻譯，她沒有答應，“一部好的文學作品，要想很好翻譯，8個月即便是全職也是很困難的，出版的人也有苦衷，造成的結果就是好幾個人翻一部作品。”

王家湘提到，現在翻譯界很多是群體合作，幾個人一起翻譯，最後拼到一起，“這麼浮躁的翻譯界，出不了好的作品。”王家湘説，有些人不講究品質，為了翻譯很快，能賺一些錢。翻譯界遺留下的種種問題，不是一下能得到解決的，很多原因導致了翻譯界的亂象叢生。

所以，王家湘才會反覆強調，在浮躁的世界裏，能夠靜下心來閱讀和翻譯優秀的文學作品，是隨身自帶的幸福，努力去做得更好，是她終身的追求。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陳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