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城的詩歌傳播

魏景波 陜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唐宋文學的科研與教學工作。兼任中國杜甫研究會理事，教育部“國培計劃”中小學名師領航工程陜西師範大學基地專家，陜西文化資源開發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發表學術論文四十余篇，著有《宋代杜詩學史》，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規劃項目等各類科研項目若干。

　　西安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資料圖片

　　陜西西安臨潼的唐代梨園遺址博物館。陳玉宇攝/光明圖片

　　清《晚笑堂畫傳》中的李白像。資料照片

古都長安是唐王朝的政治與文化中心，也是唐代文學的創作與傳播中心。唐詩裏有大量歌咏描寫長安的名篇佳作，長安也見證著唐代詩人的生活軌跡與文學活動。可以説，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長安城，處處洋溢著詩歌的芬芳。古都長安與唐代文學的關聯問題，是一個邊界非常寬泛、內涵極為豐富的學術命題，牽涉很多不同的側面。我們今天講座的時間有限，無法把這個話題充分展開，所以僅僅選取社會空間與文學傳播這個比較小的角度，從“社會空間”的角度，探討一下長安城的唐代文學，主要是唐詩的情況。

所謂“社會空間”，指人們通過群體活動所建構的生活與文化空間。長安的社會空間，常常被唐代詩人寫進詩中。白居易有一首詩《登觀音臺望城》：“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遙認微微入朝火，一條星宿五門西。”觀音臺即南五台主峰，在長安城南不遠處。詩寫淩晨登觀音臺俯瞰長安所見，四句詩寫了三個空間，分別寫到郭城、皇城與宮城。“百千家似圍棋局”，寫外郭城整齊劃一如棋盤，橫平豎直。“十二街如種菜畦”，寫皇城主要的十二條街橫平豎直如同菜地的畦隴；“遙認微微入朝火，一條星宿五門西”，寫淩晨百官赴大明宮上朝情景。所謂“五門”，指大明宮南面以丹鳳門為中心的五座城門。

唐代的長安城是一座面積達八十四平方公里的壯麗京城，根據文化內涵與外部表徵的不同，可區分成政治禮儀、宗教信仰、商業貿易、園林遊賞、起居生活等不同的社會空間形態，這些都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視角。唐代雖然已有雕版印刷，但主要用於印製佛經與皇曆，當時的文學作品傳播，主要還是依靠手抄和傳唱，因而詩歌傳播與地域空間的關係顯得尤為密切。因此，能否位處長安文化中心，對於唐代詩人的詩名和詩作流傳至關重要。在唐代長安不同的社會空間與文化圈層中，詩歌傳播呈現不同的路徑與面貌。由此形成了功能不同的三重文化圈：宮廷文化圈、士人文化圈和市民文化圈。唐詩是流動於各個圈層之間最活躍的文化元素。三重文化圈既相互獨立又互為關聯，帝王的好尚是傳播的重要助推，士人的風尚是傳播的主體，庶民的喜好為唐詩傳播起到助推作用，文人雅集和音樂傳唱又是最有代表性的傳播方式。考察長安社會空間與文學傳播的關係，既可為唐代文學研究打開一個新的視角，也可為長安古都文化的研究拓展一個新的側面。

唐詩傳播中心

唐代的長安城不僅是唐王朝的國都，而且是東亞地區的國際化大都市，來自日本的遣唐使與留學生漂洋過海來到大唐，來自中亞和西域的使者和商幫踏著絲路駝鈴經過萬里風沙會聚長安。而對於唐代文人來説，能夠奔赴長安、名動京師幾乎是所有文人曾經的夢想。在長安成功，詩人的身價和聲望會倍增；相反，處於長安之外，其詩名影響會受到很大局限。對唐代詩人而言，無論在文學還是政治上，長安都是一個特殊的社會文化空間，如卿雲《長安言懷寄沈彬侍郎》所謂“生作長安草，勝為邊地花”。對唐代詩人而言，無論在文學還是政治上，長安都是一個特殊的社會文化空間，美國學者宇文所安在論及初唐長安的京城詩時也注意到這一點：“七世紀前半葉的詩人在長安面前驚嘆不已，它是偉大的城市，是當代的奇觀，是大唐帝國威力的生動證明。在長安任職意味著成功，展示了希望，在其他地方做官則表明失敗。”

長安城既有龐大的詩歌創作群體，也有比較高明的讀者隊伍，唐代的官吏和候補官吏群體中能詩者數量龐大。據杜佑《通典》記載，開元時期中央衙署有流內官兩千六百多人，胥吏三萬五千多人。每年進京趕考的人數，僅進士科即有上千人甚至數千人之多。當然，這些數字在唐代近三百年時間裏有些變動，後期官僚機構會更加膨脹。此外，還有數千乃至上萬的進京銓選的“選人”群體，而門蔭入仕者多有“詩書傳家”的家風熏陶，例皆能詩。因而，詩歌在長安具有絕佳的傳播效果，《唐才子傳》記載晚唐詩人趙嘏事跡時説“一日名動京師，三日傳滿天下”，可以視為對長安唐詩傳播最形象的概括。

很多詩人的成名是因為其詩傳于長安，得到了長安文化圈的認可，比如所謂“吳中四士”，雖為來自吳中的江南才子，《舊唐書》記載他們四個人“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于上京”，上京就是指長安。“吳中四士”雖然來自江南，卻是在長安成名的。在史料文獻中，從初盛唐至中晚唐，“名動京師”的例證可謂比比皆是：初唐貞觀的王義方，後來官拜御史臺侍御史,劉肅《大唐新語》卷八説他：“博學有才華,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再如中唐時期著名的詩僧靈徹上人，《唐才子傳》説他：“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輦下指的就是京城之中。

盛唐詩壇著名詩人王維和李白更是兩個顯例。王維年未弱冠即來長安，為宗室岐王和玉真公主所賞知，很快融入長安文化圈，年少即得大名，《舊唐書·王維傳》記載：

維以詩名盛于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

王維很早進入長安，並長期生活於此，活躍于長安各個文化圈層，從宮廷政治空間到街市坊裏空間，長安文化的主要方面都呈現在他的詩中。他的詩歌充滿了流行于當時的“長安趣味”，從而成為“一代文宗”。李白與王維同齡，但僻居蜀地，出蜀後又長期漫遊于荊楚吳越等地，開元間入長安求仕無果，直到天寶元年才被徵召入京。他的一朝榮寵，比王維晚了二十多年。而且在京供奉翰林名為三個年頭，實則不足二載，旋即被“賜金還山”，離開長安，繼續東遊，李白在長安不過是短期過客，曇花一現。因而當時他在長安詩壇的影響，遠不及王維。

唐代交通發達，館驛遍佈全境，據《唐六典》載：“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這一交通網實際上也是詩歌的傳播網。作為詩歌版圖中心的長安，也是唐詩傳播網路的中心和樞紐。

白居易正是借助長安的傳播平臺，一躍成為當年的科考明星。他在給好朋友的書信《與元九書》中曾經不無得意地自誇：“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眾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正因如此，白氏文名成于長安，又自長安傳至鄉野：“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咏仆詩者。”元白于通州與江州間的唱和之作“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舊唐書·元稹傳》），二人唱和詩由江南傳至長安，長安既是終點，是傳播之目的地，又是再次傳播的新起點。

傳播的實質是跨越時空的資訊共用，唐詩沿著驛路從地方傳到京城，又以京城為起點，傳到更遠之處，中原以外的邊疆藩國乃至東亞各國，都可找到以長安為中心傳播唐詩的痕跡。白居易為元稹所撰墓誌銘序稱：“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于珠玉。”可見元稹詩歌影響力已在萬里之外。日本遣唐使十三次來唐，長安是必至之所，他們在帶走科技文化的同時，也把唐詩傳到了海外。可以説，在唐代已建立起了以長安為中心的詩歌傳播體系。通過交通館驛和人口流動，由點及線，由線及網，通過種種渠道，把唐詩傳播至中原之外邊荒之地，乃至流向異域海外。

宮廷空間與唐詩傳播

從初唐至晚唐，唐代歷朝帝王多雅好詩文，成為文學傳播的重要助力。唐代帝王的好尚對於唐詩的傳播與興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唐詩佳作通過各種途徑傳至深宮，又由於帝王的喜好而流播京城。宮廷作為政治禮儀空間，既是詩歌傳播鏈條的終點，也是再次傳播的起點。對這一現象，明人胡震亨稱：“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盧允言諸人之在朝籍者無論。吳興晝公，一釋子耳，亦下敕徵其詩集置延閣。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不昌！”指出帝王不僅參與作詩酬唱，也參與了編集、評賞、傳播等環節，幾乎參與了京城詩歌活動的全過程。所謂“更可異者”，表面上似有不解，實則折射出胡氏站在明人立場上，對唐詩繁盛的艷羨，因而有唐代“詩道安得不昌”感嘆。

唐代開國伊始，大亂初定，即顯示出文治燦然的不俗氣象。唐太宗自稱“雖以武功治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舊唐書·音樂志》），登基之前，即和秦王府十八學士時有唱和。貞觀年間，更以帝王之尊，成為宮廷詩歌沙龍的主持者。《全唐詩》的編者認為他是開一代文風的人，評之“初建秦邸，即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論典籍，雜以文咏。……有唐三百年風雅之盛，帝實有以啟之焉”，太宗朝以君臣唱和為主要形式的文化沙龍，對唐詩在長安的傳播功勞甚大。作為一代封建王朝英主的太宗也為繼體諸君開了先例，後來諸帝多有詩歌問世。

比之太宗朝，高宗武后兩朝對文藝的重視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宮廷文化沙龍的人數規模、熱度氛圍也遠遠超過貞觀時期。其時沈宋等往往在這種詩歌沙龍中一舉奪魁，在宮廷氛圍中成長為當時一流詩人。至中宗朝，君臣之間，遊宴賦詩，幾乎到了瘋狂程度。中宗景龍年間，據考證，從景龍二年至四年，大型詩歌活動達到七十余次。臣子在君王眼中，不僅是僚屬，更是詩友，這些遊宴活動為詩歌傳播和近體詩的成熟提供了最佳的平臺。

玄宗是文藝全才，加以開元年間政通人和，尤重文士，因此其在位時期是長安詩壇的黃金時期。在玄宗的倡導下，君臣共同參與的大型詩歌活動屢有出現，長安的唐詩傳播亦可為“一時之盛”。

中唐之後，代宗有感於安史之亂大亂底定，開始有意識重用文臣。其後德宗亦好文，史載“每年徵四方學術直言極諫之士，至者萃于闕下，上親自考試，絕請托之路。是時文學相高，當途者鹹以推賢進善為意。上試製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筆抹之至尾。其稱旨者，必吟誦嗟嘆；翊日，遍示宰相學士，曰：‘此皆朕之門生。’公卿無不服上精鑒”（《唐語林·賞譽》），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儼然詩壇盟主。《唐才子傳》載：

德宗時，制誥缺人，中書兩進除同，御筆不點，再請之，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宰相請孰與，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也”，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

此條實為因詩得官的佳話。韓翃此詩經德宗金口玉言的“欽點”，輔以本事之傳播，遂致身價倍增。

元白的詩歌都曾為帝王所激賞，元稹去世時，白居易為其所作墓誌銘序説：“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咏，宮中呼為‘元才子’。”白居易去世時，當時唐宣宗李忱剛剛即位，作《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係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詩歌充分表達了對白居易詩歌的欣賞與喜愛。尤其“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一聯，説明白居易詩傳播範圍之廣，影響之大。

士人交遊與唐詩傳播

詩歌是最為簡約而精粹的文學樣式，在某種意義上，作詩是一種對閱讀的期待。唐代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高光時刻，詩人創作之時，多有尋覓知音的迫切願望，存有對潛在讀者的期待，因而，唐朝文人多具有強烈的傳播意識與傳播動機。宋之問《祭楊盈川文》宣稱：“自古皆死，不朽者文。”杜甫對自己的詩歌傳播也頗為自信，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説韋濟“每于百僚上，猥頌佳句新”。白居易在江州時編輯自己詩集，有詩宣稱“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都對詩名遠播充滿了期待。

唐代長安擁有百萬人口，是唐帝國最大的城市。對唐詩而言，長安的社會空間雲集了文化素質較高的讀者群，是唐代詩人獵取功名與詩酒雅集的雙重舞臺，也是詩歌最為理想的傳播空間。長安分佈著眾多的佛寺、道觀、園林、亭臺，乃至於街衢坊裏等，是文人活動的公共社會空間。以文化景觀為中心，構成了詩酒唱和的雅集空間和傳播平臺。文人雅集作為一種特殊的傳播方式，屬於點對點的精準傳播，傳播效果非常顯著。

比如大慈恩寺作為當時的長安城東南名勝，是士人雅集的文化空間，當時除了在塔上題詩，寺裏還提供“詩板”供人題詩，並加以收藏。在科舉文化中，“雁塔題名”是新科進士的榮耀，白居易就曾有兩句詩“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寫貞元十六年（西元800年）那一年考中了十七位進士，他是其中最年輕的，感覺無比自豪。其實白居易是772年出生，那一年已經二十九歲了。唐代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説法。二十九歲在唐代士人進士及第年齡中，仍是非常年輕的。再比如天寶十一載（752年）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高適、岑參、儲光羲、薛據和杜甫五位詩人同時登上大雁塔，看到風景如畫，關中風光盡收眼底，就分別寫下詩歌。流傳至今的有四首，除了薛據的詩失傳了，其餘四個人的詩都流傳至今。我們比較這四首詩，杜甫的詩《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寫得最好。其中“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這幾句通過登臨高塔的見聞與感想，委婉地折射出當時在歌舞昇平掩蓋之下的政治危機，表達了詩人對政治時局的憂慮和感慨，其他三人的詩都缺乏這種思想深度。所以雖然五個人同時登上塔頂賞景作詩，雖然他們站在同一個“地理高度”上，但他們並非站在同一“心理高度”上，杜甫在精神高度上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這次五位詩人同登慈恩寺賦詩，是長安城文人日常雅集一個代表性個案。這樣的雅集不僅發生在公共園林，也出現在皇宮與朝堂之上。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春的一次四人雅集，這次杜甫也參加了。賈至、王維、岑參與杜甫在大明宮同朝為官，四人互為酬唱，同時留下“早朝大明宮”之作，可視為宮廷政治空間的文人雅集。這四位當朝的士大夫，既是同列，又是詩友，當時賈至官拜中書舍人，是中書省的重要官職，負有“代天下立言”的重要責任，在四人中官位最高。所以他先寫下一首《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這是唱和詩中的原唱，繼而王維、岑參和杜甫皆有和作，四位詩人的作品都流傳至今。一千多年來，古代的詩評家一直熱衷於討論這四首詩的優劣，如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簽》便稱“右丞擅場，嘉州稱亞”，施補華《峴傭説詩》認為“以岑參為第一”，儘管詩評家和讀者的口味可能有所不同，各有偏愛，但比較多的意見認為，王詩和岑詩相對而言略勝一籌，可謂並列第一，賈詩第三，杜詩墊底。

至於唐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流派與文學集團，其形成過程也離不開長安的社會空間。初唐四傑、文章四友、吳中四士、大歷十才子、元白詩派、韓孟詩派、鹹通十哲等，多因在長安雅集唱和而得名。

唐代文士干謁成風，地位崇高的政壇與文壇前輩也樂於提攜後輩文人，留下很多佳話，這也可看作特殊形式的文壇雅集與詩歌傳播。晚唐孟啟《本事詩·高逸》記載：李白初到長安，住在旅店。詩壇前輩賀知章知道後去見他，請求李白出示自己的詩文。李白拿出自己所寫的《蜀道難》，賀知章讀了之後，連聲讚嘆，並送給李白一個雅號“謫仙人”。所謂“謫仙”，就是説李白其人其詩不同凡響，乃是天上的神仙下到了凡界。於是，賀知章解下身上佩帶的金龜換酒，與李白大醉而歸。由於賀知章的影響力，時間不長，李白就名動京師，他的作品引得“長安紙貴”。

舉子們為了榜上有名，進京後多方結交名公貴人，向他們投獻詩文以求賞識，謂之行卷。據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記載，大詩人白居易進京趕考時，曾向官拜著作郎的文壇前輩顧況行卷。顧況生性詼諧，喜開玩笑，由於翻開詩卷時，首先看到的是白居易的姓名，就和年輕人開玩笑説：“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長安作為唐代的超一線城市，生活成本很高，要想“居”住下來很不容“易”。然而翻開詩卷讀到《賦得古原草送別》中的兩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顧況擊節讚嘆：“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於是盡力提攜，使白居易很快名震長安。其實這個材料本身是大有問題的，據專家考證，白居易初進京的時候，顧況已貶官饒州，在饒州和蘇州一帶活動，當時其人並未在長安。不過，這則故事經過《幽閒鼓吹》《唐摭言》《全唐詩話》《唐語林》等書的輾轉傳抄，細節越來越豐富。“好事者”在傳播這個故事時，把地點放在長安，也説明在當時人眼中，長安才是發生這類文壇軼事最合適的地方，因為唐代的長安擁有詩歌的高端讀者群，也擁有最具影響力的文壇“輿論領袖”。按照現在新聞傳播學的觀點，傳播者對資訊價值有所謂“增殖效應”。資訊實質上並不僅僅取決於自身價值的大小，傳播者的社會等級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傳播的力度。唐代長安城雲集了社會等級較高的傳播者，對唐詩傳播産生了巨大的增殖效應。

唐詩在長安的音樂傳播

唐詩有很多篇章是所謂聲詩，可以和樂而歌。聲詩傳唱的空間從宮廷教坊到士大夫階層，再到市井藝人，涵蓋了官方與民間，傳播的層面極其廣泛。在唐代長安這種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中，以娛賓遣興的娛樂方式傳唱詩歌是唐詩傳播的重要路徑，口耳相傳是庶民階層傳播詩歌的重要方式。

在人口密集的特定區域，口頭傳播是一種更為高效的方式，通過歌舞等表演活動，讓詩歌插上音樂的翅膀，從書齋走向市井，可以在人口密集的社會空間傳播久遠。與書面傳播相比，音樂傳播的速度更快，傳播的範圍也更為廣泛。在抄本時代，書面傳播也許是點對點的傳播，而口頭傳播卻可以實現公眾場合的一傳多，因而效果特別明顯。據辛元房《唐才子傳》記載，康洽“工樂府詩篇，宮女梨園，皆寫于聲律。玄宗亦知名，嘗嘆美之”，王之渙“每有作，樂工輒取以被聲律”，李益“風流有詞藻，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就，樂工賂求之，被于雅樂，供奉天子”，即為長安唐詩音樂傳播的例子。

王維之所以能主盟長安詩壇，除了長期生活于長安，詩風體現京城詩的趣味外，他的詩以樂章的形式演唱於王公府第，應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舊唐書·王維傳》載：“代宗時，縉為宰相。代宗好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于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可見代宗對於王維的冠代詩名，印象最深者首先是聽聞而來。王維的名作《送元二使安西》原為送別之詩，被樂工譜為《渭城曲》，又名《陽關曲》《陽關三疊》，成為離席祖筵必唱之曲，凡長安送別皆歌此曲，傳唱不衰。至中晚唐更為流行，白居易常聽此曲，謂“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李商隱也曾經“斷腸聲裏唱陽關”，其後歷元、明、清，一直傳唱至今，可以説是名副其實的“千古絕唱”。

任半塘先生《唐聲詩》雲：“蓋聲詩在唐，不僅表現于自發之街陌歌謠、邊戍唱嘆、筵間酒令、柩前輓歌而已，亦不限于在宮廷儀式或士大夫生活中始於樂舞有製作，有欣賞；猶賴市井廛中之伎藝人，運其智慧與經驗，不斷勞動創作，演變出許多新體，充分流行於民間，以益蔚成此業之繁榮。”可見聲詩傳唱的空間，從宮廷到士大夫階層，再到市井藝人，涵蓋了官方與民間，傳播的層面極其廣泛。自高祖武德時宮中即設教坊，玄宗開元三年又置左右教坊，天寶時復置梨園，這些宮廷官方的樂舞機構亦演唱詩歌，在唐詩的音樂傳播中起了重要作用。

“旗亭畫壁”即講述梨園唱詩之事，旗亭指酒樓，畫壁指歌女唱詩而作記號。據唐人薛用弱《集異記》卷二載，開元年間冬日天寒微雪之時，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同到酒樓小酌，忽逢梨園歌女和樂唱詩。三人避席觀看，暗中約定畫壁記數，歌女唱誰詩多者即為優勝。歌女先演唱了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高適《哭單父梁九少府》，接著又唱王昌齡《長信秋詞五首》（其三），並未演唱王之渙詩。王之渙即説這些歌女皆“潦倒樂官”，所唱皆“下裏巴人”之詞。指著歌女中氣度最佳者説必唱己詩，後果然演唱其《涼州詞》，三人皆大笑。歌女伶官得知緣故後，請三位詩人上座，待以美酒佳肴，三人大醉而歸。當然，這則詩壇軼事本身，經過學者考證，已被證偽，因為三位詩人雖然先後都來過長安，但並未在同一時間有過聚首。但是偽材料中蘊含著真資訊，這反映了三位詩人的作品傳唱一時，唐詩在長安通過音樂傳播也蔚為風尚。

就傳播的方式看，唐詩在長安的流佈主要靠文士之間的詩歌交往和樂工歌伎的傳唱，這種詩歌交往和傳唱涉及長安社會各個階層。當然，除音樂傳播之外，題壁傳播也是唐詩發表的流行方式。長安城裏朝堂之上、寺觀之中、坊裏宅門，都是詩歌題壁的重要空間，個中情形更為複雜，今天我們就不展開講述了。

文學活動本身包含了創作、傳播、評價與接受等要素，傳播作為活躍的因素，滲透在文學活動的全過程，所以，從某種意義而言，唐都長安的詩歌史，實際上也可看作一部詩歌的傳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