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裏的文明史！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百年訪談

原標題：器物裏的文明史——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百年新書訪談

編者按

自1921年底仰韶文化被發掘並命名以來，中國現代考古學迄今已誕生100年了。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脈絡的梳理付出了不懈努力。陶器、青銅、甲骨，城郭、石窟、墓穴……古老的器物和遺跡裏，蘊藏著解讀中華文明的密碼。

今天，光明悅讀推出“器物裏的文明史”專版，從近來出版界付梓的考古類書籍（資料合集、學術論著、學科辭典）中選取若干，約請學者進行訪談，以期從彩陶、青銅、甲骨等視角，略探中華文明的特徵與色彩。

中國彩陶：多點起源 匯就長河

——《中國出土彩陶全集》編後

訪談人：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

光明悅讀：能否向讀者簡要介紹，由您擔任主編的《中國出土彩陶全集》，主要內容是什麼，收錄了哪些器物？

 陳星燦：《中國出土彩陶全集》共十卷，收錄了新石器時代早期晚段到青銅時代晚期（新疆晚至漢代）的彩陶2460多件。

所謂全集，只能是相對而言的。出土彩陶數以萬計，不可能把所有出土的彩陶都包羅進來。在器物的選擇上，考慮到過去出版的彩陶著作和著錄很多，為避免重復，我們主要收錄最近三四十年新出的有代表性的重要彩陶，也適當兼顧此前出土的特別重要的器物。

收錄出土彩陶的類別，主要是容器，但也包括工具（如紡輪）、筒形器、器座、樂器、人面等。在編排上，本書依省（區、市）編排，出土彩陶多的地區，在介紹器物之前都有概括性的論述，對本省（區、市）出土彩陶的概況及主要特徵予以簡要總結，以便讀者對各地區出土彩陶加以總體了解。

光明悅讀：觀覽這一套大書，讀者能得出哪些重要結論？

 陳星燦：首先，能厘清中國彩陶的起源問題。

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之前，一般認為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彩陶，是中國最早的彩陶。磁山、裴李崗、老官臺文化發現以後，為仰韶文化找到了直接的源頭，黃河流域中國史前文化的本土起源説得到了有力的佐證。特別是在陜西臨潼白家遺址、陜西華縣老官臺遺址、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等發現了前仰韶時代的彩陶，更為仰韶文化彩陶找到了源頭。這三個遺址出土的彩陶，多為圜底缽和圜底三足缽，彩陶紋飾簡單，主要是以紅色繪成的寬頻紋、條帶紋，也有少量的波折紋。寬頻紋最為流行，涂在陶缽口沿的外面，像是在陶器口部鑲嵌了一個紅箍。老官臺文化已出現內彩，一般是各種圓點、折線、曲線、似梳形和箭頭形圖案，繪在器物底部，不見像生類圖形，這是當時中國發現最早的彩陶，年代約在西元前6000—前5000年前。

　　    《中國出土彩陶全集》

陳星燦 主編

科學出版社

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湖南石門皂市的皂市下層文化（西元前6000—前5000年）、湖北西部峽江地區的城背溪文化（西元前6500—前5000年）晚期也發現了這一時期的彩陶，一般是在圈足盤的盤腹下部或圈足部位繪深紅色帶狀紋，顯示出與黃河中游地區前仰韶文化彩陶的不同樣貌。

長江下游地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浙江蕭山一帶的跨湖橋文化（西元前6000—前5000年）也發現了這一時期的彩陶。跨湖橋文化的陶器以泥質夾炭陶和夾砂陶為主，器形包括釜、罐、盤、豆、缽等。彩繪主要施于罐、圈足盤、豆三種器物上，紅衣是最顯著的陶衣裝飾。在浦陽江流域的上山文化早期，已經出現了以植物作羼和料的紅衣陶，典型陶器是大敞口盆。到了中晚期，大約從西元前7000年前後開始，彩陶出現了,分乳白彩和紅彩兩種，一般是在器物的外面遍施紅色陶衣，在紅色陶衣上施乳白色連點紋或橫線加連點紋、太陽紋，也有的在器物的肩部繪豎線加多道短斜線紋。這是目前中國發現年代最早的彩陶，可能也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彩陶。

因此，根據目前我們梳理的材料來看，中國的彩陶是獨立起源的，起源地很可能發生在包括黃河、長江流域在內的多個地區。

除了厘清中國陶器的起源問題之外，按照依省（區、市）編排的方式，讀者還能了解彩陶的譜係和地區差別。

北方系統以黃河中游地區為中心，從以老官臺文化為代表的前仰韶文化開始，經歷了棗園文化、仰韶文化，最後在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走向衰落。廣大的南方地區，大致可以分為南方系統和東南方系統。南方系統的彩陶，從皂市下層文化、城背溪文化晚期、高廟文化開始，經歷了大塘—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從起源、繁榮走向衰落。

光明悅讀：從書中可讀出中國彩陶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哪些時期？

 陳星燦：中國彩陶的發展，概而言之，大致經歷了起源、繁榮、衰落三個大的時期。

　　    “黃河陶王” 青海省博物館藏

西元前7000—前5000年，是彩陶的起源階段。陶器在各個地區經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發展，脫離了它的起始階段，人們能夠製作口徑和體型較大的複雜陶器了。大致而言，彩陶是跟定居的農業生活緊密相連的。此時也發現了燒造陶器的陶窯，提高了陶器的品質。

西元前5000—前30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是彩陶的繁榮期，也可以説是鼎盛期。中原地區的仰韶諸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油子嶺文化，都有豐富的彩陶。

西元前3000—前2000年，進入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末期，也有人稱為銅石並用時代，是彩陶的衰落期。進入西元前第三千紀的前半葉，也就是大致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晚期，除個別地區外，彩陶持續衰落終至於在隨後的龍山時代完全消失。這是大部分地區的情況，個別地區除外。比如西北地區，彩陶在馬家窯文化時期走向頂峰。中原地區龍山時代的彩陶消失了，但是在陶寺文化的大墓中，還發現了紋飾繁縟的彩繪陶。

光明悅讀：中國彩陶的起源過程，體現了中華文明怎樣的特徵？

 陳星燦：彩陶是中國史前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自前仰韶時代開始，各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便日益密切。從距今5500年前後開始，更出現過以廟底溝仰韶文化彩陶的傳播為標誌的第一次大範圍的文化整合過程，把黃河、長江和西遼河等地區聯繫在一起，密切的交流使得中國各主要文化區在基本經濟特徵和基本文化特徵上具有了重要的共同點，各地區間的一體化進程得到了有力加強，形成了一個有別於周邊地區的交互作用圈，這也就是張光直先生所説的“中國相互作用圈”，最終形成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特徵。

甲骨上，有廣闊的商代文明圖景

——《殷墟甲骨學大辭典》略談

訪談人：王宇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研究員、安陽師範學院歷史文化學院顧問）

光明悅讀：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自“一片甲骨驚天下”以來，120餘年間，學界對甲骨的發掘與研究薪火相傳、不絕如縷。作為《殷墟甲骨學大辭典》的審訂人，您是這本書的第一讀者。能否向讀者介紹，這是一部怎樣的書？

 王宇信：這是一部關於甲骨學的百科全書。它所收錄的詞條，以殷墟出土甲骨文以及相關內容為主。安陽殷墟是世界文化遺産甲骨文的故鄉,安陽殷墟出土的15萬片甲骨，是傳承中華文化基因的商文明歷史遺珍。幾代考古學家的努力，為我們打開了殷墟這座“地下博物館”璀璨華美文化聖殿的大門。為傳承、發展與弘揚甲骨文與殷商文化，數年前，作為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由我任總編的大型工具書《殷墟文化大典》出版。《大典》以甲骨文、考古和商代史三個方面為綱，對百餘年來殷墟文化的發現和研究成果，進行了條分縷析的整理和編排。而這部《殷墟甲骨學大辭典》，是專門針對甲骨學進行的系統梳理。就甲骨學內容而言，辭典在詞條設計、內容擴充、詞條寫作的深度和系統等方面，比《大典·甲骨卷》進了一步，是一部新的辭書。

光明悅讀：甲骨學研究的成果，浩如煙海。這部大辭典採用了怎樣的編排方式？對120餘年來甲骨學研究成果，作了怎樣的梳理？

 王宇信：這部大辭典編排得甚為縝密和新穎，把林林總總的甲骨學研究成果統為三編：第一編詞目、第二編人物、第三編著作。

第一編“詞目”分為兩大類：一是甲骨學名詞與專門用語；二是甲骨文字詞解，其下更細分為一般名詞（包括時間詞、空間方位詞、天象氣象詞、地理邦族和方國等）、動詞、形容詞、數量詞、代詞、副詞、習慣用語等，再現了使用甲骨文的殷商時期人們社會生活的種種，以及甲骨文再現的商代宗教崇拜與占卜祭祀活動的場景。

　　    《殷墟甲骨學大辭典》

郭旭東等 主編 王宇信 審訂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二編“人物”分為古今兩大類。所謂“古”，是指甲骨文上記錄的商代人物，是歷史上的真實存在，諸如先公先王、商王配偶、諸婦諸子、臣工百官、貞卜人物與酋邦侯伯等11類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物，是創造輝煌商代歷史的“商史人物傳”。所謂“今”，是指1899年甲骨文發現以來，推動甲骨學研究前進，作出貢獻的幾代甲骨學家，是創造了甲骨學120年輝煌發展史的學者“群像”。

第三編“著作”，是對甲骨文著錄、甲骨文字考釋著作、甲骨學研究專著（含占卜佔法、文法文例、校訂綴合、斷代分期及各種研究專題、商代史專著等）、甲骨學史研究、工具書、學者傳記、甲骨書法及書法理論專書等的全方位展示。

光明悅讀：對一個學科領域而言，編著這樣一部大辭典的難點何在？

 王宇信：編著一部大辭典，首先要解決的是全面的問題。正如前述，甲骨文的研究成果浩如煙海，收錄什麼、怎麼收錄，都是要思考的問題。狹義的甲骨學，指甲骨自身規律的研究闡發；而廣義的甲骨學，凡與甲骨文有關的殷商文化考古曆史等，均在研究之列。這部大辭典梳理的對像是廣義的甲骨學。除了甲骨文著錄和文字考釋方面的成果之外，還包含了諸多殷商時代的資訊。如附錄二所收錄的“《史記·殷本紀》與殷墟甲骨卜辭商代世系對照”、附錄三所收錄的“商代王室世系及卜辭所見時王對受祭者稱謂表”等，將對商王的各類稱呼串聯起來了，具有較大的資訊含量。所謂“附錄不附”，説的就是這個意思。其次，在編著的時候，不僅要回溯歷史，還要考慮學科未來的發展，要富有遠見。例如收錄“甲骨學大事年表”，將歷年來學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學者所産生的著作、召開的學術會議系統地整理出來，于後來者有益。

　　    “甲骨之王” 國家博物館藏

光明悅讀：整體而言，由這部辭典溯及的甲骨學研究成果來看，它呈現了先民怎樣的生活圖景？能否舉例一二？由此可看出中華文明早期呈現出怎樣的特徵？

 王宇信：整體來看，辭典廣泛涉及商代祭祀、農業、戰爭等社會生産、生活，體現了先民多彩的生活圖景。以商代農業為例，辭典詳細記載了商代農業的分區、生産方法、農作物的種類（如穀類的名稱）等資訊。以商代戰爭為例，對征伐的四方、武將名字都有體現。辭典裏“婦好”一條記載，她不僅是商王武丁的王后，頻繁參與祭祀，還能帶兵打仗，文獻記載，她曾徵召13000人組成部隊，由她率領參加征伐，她既是王后，又是母親，還是將軍。辭典裏“大乙”（即我們熟悉的“商湯”）一條記載，他頗有仁德，走到郊野看見農夫張網捕捉飛鳥，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張網，擔心鳥被捕盡，於是下令撤掉了三面網，並祈禱只有不聽天命的鳥才被捉到。由此可以推斷，商王仁德可惠及鳥獸，何況百姓乎？

我們知道，甲骨文是漢字的源頭。從辭典裏可以看到，甲骨文裏一個字往往有多個不同的字形，這體現了文字在形成過程中所具有的多源匯流的特徵。中華文明的形成也正是如此，是一個多點發源、多源匯流的過程。希望我們的研究成果，能讓讀者看見文明發展的痕跡、理解文明生發的過程。

“青銅催生中國”

——《東亞青銅潮》解讀

訪談人：許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光明悅讀：您能否簡要介紹《東亞青銅潮》是一本怎樣的書？它如何以青銅冶鑄技術的源流為主線，勾勒出東亞大陸千年變局的經緯？

 許宏：《東亞青銅潮》是一本梳理龍山時代晚期到商代前期的考古材料，為讀者講述青銅如何在中國被發現，並對後世禮樂中國産生影響的書籍。

提起這本書，有必要梳理一下此前我已出版的幾部作品：《最早的中國：二里頭文明的崛起》，從一個遺址的微觀角度出發，梳理中華文明早期的特徵。《何以中國：西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是從中觀視角，通過陶寺的興衰、嵩山地區文化的興起、新砦遺址的崛起再到二里頭遺址——中國最早廣域王權國家“夏”王朝的誕生這一時間線的梳理，對最早的“中國”如何産生展開追問。《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則是從更為宏觀的視角，通過對西漢長安、秦都咸陽、魯都曲阜、齊都臨淄等一系列都城的梳理，對中國古代都邑發展的階段性特質進行歸納和提煉。這本新出的《東亞青銅潮》，觀察視角是更為廣泛的“東亞”，之所以從“中國”變成了“東亞”，是從全球文明史的角度，將中國放在更廣闊的時空範圍來考量。青銅技術並非憑空誕生，而是人類文明不停傳播和交融的結果，是一個橫貫歐亞大陸的大潮。目前繪製出的歐亞大陸冶銅技術傳播示意圖表明，金屬文明源自人類出非洲之後的第一個大十字路口，歐洲距此更近，因此歐洲比東亞更早接觸青銅。就東亞大陸而言，有四個考古學文化最早進入青銅時代，分別是四壩文化、齊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二里頭文化。

　　    《東亞青銅潮》

許宏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值得一提的是，承認冶銅技術自西向東的傳播路徑，並非一種文化上的退讓，而是一種更為宏闊的視野，是為世界學術界了解中國、構建更為完整的全球文明史而努力，是更為堅定的學術自信。

光明悅讀：您在書中引述德國漢學家雷德侯的話指出，中國人發明瞭包括青銅器鑄造在內的“以標準化的零件組裝物品的生産體系”，“模件化生産以多種方式塑造了中國社會的結構”。那麼，您認為，青銅生産如何影響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發展？

 許宏：這一段話是在評價司母戊方鼎時所引用的，佐證它擁有高超的技巧和複雜的工序。我曾在學術講座上説過一句話：“青銅催生中國。”青銅技術在中原地區的出現，恰好和廣域王權國家在中國的出現具有共時性。作為一種重要的技術，青銅在生産方式、社會組織方式等方面，都促使中原文明發生了變化。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文明的傳播並非是完全復刻的過程，它的傳播更像是基因複製，在過程中會與一個地域的文化習俗、意識形態、精神信仰、生産生活方式等産生關聯，從而産生一個地域的特質。以禮器為例，青銅在傳入我國新疆、甘肅等地時，仍保持著中亞地區以“權杖”為主的特色，傳入中原後，和當地祭祀文化相結合，就産生了“鼎”，需要更複雜的技術才能完成。“高大上”（高科技、大體量、優質上品）的鼎，完全可以屹立於世界青銅文明之林，這就産生了中國獨具特色的青銅文明，這是中國文化一個重要的自變。

光明悅讀：在書中，您對中國青銅文明作了哪些比較重要的梳理？

 許宏：較為重要的，我認為是書中在用文字梳理完一段時期各地用銅情況之後，形成的一些表格。例如，全書行文完成之後，得出的總表格——“東亞大陸使用銅器的考古學文化一覽（西元前3000—前1200年）”，在這個表格中，中國各地在什麼時間、于何種考古文化中使用了青銅的情況一目了然。薄薄的一兩頁紙，背後需要大量的時間來梳理文獻，因為要做到盡可能準確。我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以昭昭。

　　    青銅神樹 三星堆出土

還有一部分我認為較為重要的是“‘重器’縱覽”，以圖片的形式列舉各區域、各時期體量較大的銅器，以此來展示青銅在我國由弱漸強的磅薄之勢。在這個部分，讀者可以觀覽中原殷墟文化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婦好三聯甗，西北至北方李家崖文化出土的實心圓雕馬、四壩文化出土的四羊首權杖頭、夏家店下層文化出土的連柄戈，南方寧鄉銅器群文化出土的四羊方尊、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大型神樹。

光明悅讀：您在書中引述了童恩正教授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及國外學者的“中國弧”概念——在“中國弧”的西側，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步伐和整個歐亞大陸中心地區同步；在“中國弧”的東側，古代中國則是另一種獨特的面貌，其社會與物質系統很早就呈現出“中國特色”。然而，這個半月形文化帶，恰好是“生成新的社會體系的源泉所在”。在早期，它是中國的邊緣地帶，後來成了多元大中華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青銅在這個區域傳播與交融潮流為例，您認為，中華文明具有怎樣的特質？

 許宏：從自然地理的視角來看，這是一條年平均溫度8℃線、年平均降水量400—600毫米線，它由青海的祁連山脈、寧夏的賀蘭山脈、內蒙古的陰山山脈、遼寧和吉林的大興安嶺以及西南的橫斷山脈及山脈附近的高地組成，它環繞著祖國的腹地——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在文化上，它們各有其特色，但最終都融入了中華文明的大潮。

我認為，中華文明的特質是相容並蓄。以青銅為例，我們既不能説技術全是外來的，也不能説我們所有的器物都來自本土。中國古代文明就是在交流和激蕩中，逐漸生發出自身的面貌。

（訪談由光明日報記者韓寒採訪整理，圖片由相關出版社提供）

（本版文章根據器物出現年代的早晚排序）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