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戲劇經典的跨文化研究：雙向思維促進多元文明互鑒

中外戲劇經典的跨文化研究，就是考察一國的戲劇在跨越語言、國別、文化、媒介等界線後，如何進入異域文化語境或數字空間，獲得他者文化的理解和新的跨文化闡釋，從而産生有別於它們在本土文化中的意義、影響和傳播。

1935年，梅蘭芳訪蘇成功演出後，與蘇聯各界專家進行座談，梅耶荷德、愛森斯坦等人無不讚賞京劇藝術的典範性，但中國戲曲程式性、虛擬性的特點明顯有別於當時蘇聯提倡的現實主義文藝，於是京劇被解釋為一種象徵的現實主義戲劇。這件極具代表性的個案，充分説明瞭跨文化傳播中的不同解讀與雙向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各類戲劇的線下演出大受影響，這反過來促生了線上展播和“線上戲劇”等傳播和觀演形式：2020年國家大劇院院藏劇目雲展播，上海京昆滬越淮評彈六大院團在抖音、西瓜視頻、B站等五大平臺同時開啟“雲傳播”模式；王翀導演的《等待戈多》（2.0版）以線上首演的三無方式（無劇場、無對手演員、無觀眾）打破了傳統的戲劇觀演關係；2020年柏林戲劇節成立57年來第一次舉辦線上藝術節，大部分劇目線上上直播，每部作品保留24小時，藝術家與觀眾在“雲端”進行傳統的演後談環節，交流想法和創意……這些被疫情所催生的數字人文現象，既傳達出振奮人心的“演出仍在繼續”的資訊，又演變為中外戲劇從物理空間跨入虛擬空間所引發的跨媒介、跨文化交流的全球現象。

這些現象亟待我們用戲劇的跨文化研究視角進行闡釋和理解。近年來，對中外戲劇的跨文化研究，戲劇界和文學界均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在跨文化的雙向思維和戲劇的系統研究等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雙向思維：中外戲劇經典的影響與接受

每一部經典劇作的跨文化傳播和闡釋，都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化現象，但並非所有的跨文化戲劇都值得關注和研究。研究哪些現象和事件，要視特定的研究指向性而定：其一，指向那些有跨文化交集、與異國文化發生了“事實聯繫”的戲劇，比如在新疆出土、反映梵劇東漸的多語戲劇文學《彌勒會見記劇本》。其二，指向戲劇經典，中外戲劇經典本身攜帶著本土戲劇傳統的豐富蘊藏和文化符碼，當它們與異國文化發生碰撞和交流時，這些蘊藏的理念、美學和價值在另一個符號系統和表演體系被激發、被折射，産生另一種魅力和特殊的傳播效應。其三，指向具有影響力的“跨文化闡釋和傳播”事件，即那些得到更豐富立體的跨文化闡釋、更體現跨文化傳播規律的戲劇現象。比如，民族戲劇經典在進入世界戲劇體系時，其中的民族特點如何在他者文化中贏得共鳴，産生新的闡釋空間，從而將民族戲劇傳播到外國受眾耳中眼中心中，仍然亟待跨文化研究者揭示其中的關鍵性環節和國際傳播效果。

雙向思維是指將研究按由外向中、由中向外兩個互為補充、交叉互滲的路向展開，把中外戲劇及其文化既視為一個整體，又區分為兩個進路。由外向中反映的是域外戲劇（尤其是西方）對近現代以來中國劇壇的影響，以及中國從模倣學習到創造現代化戲劇/話劇的過程，由中向外指的是中國戲劇/戲曲進入世界、影響世界的歷史和細節。這兩個路向看起來相反，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一個歷史過程的兩個側面，一枚硬幣的兩面。兩個路向共同驅動，才能形成完整視域下的中外比較戲劇的歷史認知。

戲劇受眾的雙向性接受研究，也是雙向思維的關鍵一環。跨文化闡釋與傳播的效果較多取決於接受者，接受者不會被動接受，他們往往在傳播過程中發揮著積極的、創造性的作用。跨文化戲劇的受眾，既有研究者、編導演員等專業人群，也有普通觀眾。跨文化戲劇受眾的雙向性，是指他們對異域戲劇的接受過程呈現出不同文化與戲劇傳統的交叉、碰撞和交融。中外受眾的接受重點和趨向都不一樣。20世紀30年代，歐美觀眾驚訝于梅蘭芳訪美訪蘇帶來精湛的東方藝術，戲曲的“假定性”舞臺原則啟發了現實主義傳統的西方戲劇。與此同時，中國的接受者正致力於引入易卜生等西方現實主義“社會問題劇”啟蒙民眾。雙向性研究需要深入闡釋中外受眾的差異性需求和結果。

戲劇的跨文化研究，還需要按照戲劇從案頭到劇場的延展規律，遵循跨文化交流和傳播的規律，建構“翻譯改編—闡釋研究—舞臺演出—傳播效果”的全方位全過程系統研究。一方面重視戲劇性，打破從案頭研究到劇場研究的學術壁壘，有機結合從劇本到舞臺的跨學科研究，另一方面重視跨文化過程中的譯、編、演、傳等重要環節，深究其中發生的轉變，以文明互鑒的智慧和眼光洞悉中外戲劇經典在各個環節創造的新價值、新意義。

變異和通律：中外戲劇經典的跨文化性

是否具有“跨文化性”，是確定跨文化研究對象和衡量其價值的尺規。那些在中外戲劇史上産生了特殊跨文化影響力的經典，是戲劇跨文化研究的重點對象。戲劇跨文化的過程，是一個個複雜且充滿隱微細節的案例：它可能是一本藏于國外圖書館積滿灰塵的戲曲典籍譯本，等待有心的研究者去發掘；它可能是一場雜糅了古典與現代、西方與東方元素的多語劇場表演，觀眾的評價毀譽參半；它還可能是網路虛擬空間中聚集的一群戲劇發燒友，用短視頻、視頻直播的新媒體形式翻唱翻演經典。無論哪種情況，只要涉及語言、國別、文化、文明、媒介等界線的跨越，具有跨文化、跨國族、跨地域的特點，就可進入比較視域的戲劇研究空間。

在中外戲劇的歷史長河中，最具有文化交互屬性、傳播效果的戲劇經典，往往攜帶著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經過劇本翻譯或域外舞臺表演成為跨文化戲劇史上的高光時刻，産生了既遠且廣的國際傳播效應。18世紀30-50年代元雜劇《趙氏孤兒》在歐洲的譯、編、演，就是中國戲劇國際傳播的一個高光時刻，《趙氏孤兒》不僅是18世紀在歐洲被譯、編、演，廣為流傳的中國戲劇，而且開啟了中西戲劇近三百年的交流史。以歐洲戲劇為傲的歐洲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國戲劇的模樣，還嘗試在西方舞臺上體驗中國戲劇的人物故事與孔子之道。

我們不必苛責漢學家馬若瑟對《趙氏孤兒》的刪譯，更不必苛責伏爾泰的誤讀和他的《中國孤兒》對原劇脫胎換骨的改編，因為中外戲劇的交流中複雜的變異無處不在，經過跨文化闡釋和傳播，戲劇文本、舞臺表演必然由於文化差異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形，也會因為戲劇對人性和文明的洞察而獲得普遍意義。其中的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通律中的變異，歧異中的會通，就是跨文化研究的難點。

因此，研究和畢現戲劇跨文化的完整過程，需要分析問題和細節，研判歷史事實，貫通理論分析，歸納通律和變異，得出經驗教訓。中外戲劇跨文化研究的重點是影響與傳播過程本身，即西劇東漸與中劇外傳兩個過程在不同時代、多重語境下的變異，以及兩者的變異有何不同，進而運用跨文化戲劇理論，對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歷史事實做出研判，辨析中外戲劇跨文化過程中的共通規律和獨特變異。在紛繁複雜的戲劇現象及其細節之外，也要撥開現象的迷霧，總結和歸納戲劇跨文化闡釋和傳播中的規律和變化，打通淤點堵點，疏通中外戲劇交流的渠道。

智慧科技、新媒體與全球傳播的影響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智慧科技的發展，新技術、數字人文介入劇場藝術，在國內外的先鋒戲劇、後現代劇場實驗中形成了跨學科跨媒介的潛流。大數據和新媒體深刻改變著21世紀人們的生存方式，它們也對戲劇的跨文化交流與傳播帶來新的契機與挑戰。

第一，戲劇舞臺層面，早期的多媒體技術將舞臺、布景、音效、燈光、影像等不同形式靈活切換和組合，極大豐富了舞臺的視聽覺元素。21世紀數字技術的滲透對舞臺藝術産生了深遠影響，如人工智慧植入與應用劇場後，人機互動的舞臺創造力和表現力有了更多可能性。與此相應，智慧技術與劇場藝術的交叉研究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

第二，觀演關係層面，科技不斷革新表演手段與觀看形式，運用VR（虛擬現實）技術的沉浸式劇場實驗改變了舞臺演出空間，逆轉了表演與觀看的主次關係，顛覆了傳統的劇場觀念。網際網路中涌現的網路虛擬劇場的實踐熱潮，更是將表演與觀看的互動關係推向數字化、虛擬化方向，網路觀演引發了關於何為“戲劇”（Theater的希臘文詞根意為“觀看”）等核心問題的探討，戲劇表演的新技術體驗與傳統劇場的生命力如何延續等問題不斷被拋出，中外戲劇經典面臨挑戰。

第三，資源共用與全球傳播層面，網路科技的高速發展有利於形成中外戲劇的大數據資訊，如挪威易卜生中心的“易卜生全球舞臺數據庫”（IbsenStage），其利弊同時存在：全球用戶可分享資源，但網路資源善用者和不善用者的數字鴻溝日益明顯。同時，社交媒體等新媒體打開了前所未有的戲劇數字空間，既部分拯救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萎縮的劇場，又在全球網路社區形成了戲劇全球傳播的新路徑。比如話劇愛好者和戲曲戲迷們利用新媒體聚集于數字空間，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Twitter等海外視頻、社交新媒體應用與網站的一些用戶，自主製作或上傳中國戲劇文化的數字資源,展開延伸性評論,進行直播表演，利用不受時空限制的網路，自發自覺地傳播了中國戲劇文化。這些數字傳播現象和網路傳播群體的出現，為中外戲劇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最鮮活的素材。

21世紀的戲劇跨文化研究不僅要關注戲劇的數字人文現象和全球傳播路徑和方法，揭示其內在規律，更需要加強中外戲劇經典在舞臺藝術、虛擬空間和大眾媒體文化等多層面的交流互通。

戲劇的跨文化對話：多元文明互鑒

中外戲劇經典的跨文化對話與雙向交流，承擔著促進多元文明共生共存，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責任。一言以蔽之，認知中外異同，建設話語體系，構築自我形象，傳播多元文明。

對中外戲劇傳統的研究，有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東西方不同的舞臺美學和表演體系，揭示中外戲劇的相通性和差異性。對於中外戲劇經驗的異與同，如果僅站在本身的戲劇傳統觀之，很難得到準確的認知。而站在跨文化和比較戲劇的視域審視戲劇的本體、結構乃至整個演劇體系，能更準確地認知東西方差異化的戲劇經驗和歷史走向，進而洞悉它們相通的戲劇性內核以及歧異的理念與形式的內在緣由。

中國戲劇亟待構建自主的理論話語體系。以跨文化戲劇的視野考察中外戲劇經典劇目的交融、多元劇場文化交織，應深挖背後的學理依據，即從戲劇學本體、表演理論、劇場理論以及跨文化闡釋和傳播理論，透視戲劇跨越文化邊界、跨越類別邊界的價值和意義。在理論範式上，中國的跨文化戲劇研究要突破二元對立模式，如西方中心與非西方邊緣、強勢戲劇文化與弱勢戲劇文化、西方行動式戲劇觀與中國運算式戲劇觀、原典與替補、本源與衍生等基於二元模式的思維定式，利用多元化的戲劇理論資源，批判性地建構戲劇理論研究範式。在中國戲劇的學術話語體系構建方面，應以研究中國特色的戲劇經驗和探索學術話語表達為己任，一方面汲取本民族戲曲傳統的營養，另一方面主動取用外國戲劇寶藏的精髓，在完善戲劇研究的學科、學術體系的基礎上，構建戲劇跨文化闡釋與傳播的話語體系，對世界講好中國戲劇的歷史脈絡、概念術語、特點優勢，為中國戲劇的理論和實踐開拓有價值、有意義的未來發展空間。

對戲劇的跨文化研究還有利於推動中國戲劇經典的現代學術建設和對外傳播，綜合構建國家形象。無論是在中國存在千年之久的戲曲，還是有百年曆史的話劇，既有現代學術建設的必要性，也有對外傳播的需求。對內，20世紀以來，中國的戲劇學術研究面臨著現代化轉型的壓力。應借鑒外國戲劇經典的跨文化研究，促進中國傳統戲曲和話劇的現代性轉型。對外，中國戲劇經典的跨文化研究可以向海外傳播中國的傳統戲曲文化、現代話劇以及先鋒戲劇文化，有利於中國戲劇文化走出去。在建構國家形象方面，戲劇有形象直觀性、感受直接性的優勢，戲劇的跨文化研究有助於促進國家形象多維度的綜合建構，塑造提升中國國際形象，這在當下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中外戲劇經典是東西方文化的瑰寶和活化石，是人類的共同財富。用雙向思維促進對中外戲劇經典的跨文化研究，不僅可以召喚深藏于其中的古老文化記憶，而且可以溝通中外文化，促進多元文明互鑒，可謂價值重大，意義深遠。

（作者：陳戎女，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外戲劇經典的跨文化闡釋與傳播研究”首席專家，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