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4世紀初期，在法國奧克西坦尼南部一個叫做蒙塔尤的小山村裏，一位名叫皮埃爾·莫裏的牧羊人與他的同行發生過一次嚴肅的爭論：“皮埃爾，別再過你那種苦日子了，賣掉你所有的羊吧！這些牲畜賣的錢可以供我們花費。我本人以後可以製作梳子。這樣我們倆就能生活下去……”皮埃爾不假思索地反駁道：“不，我不想賣掉我的羊。我以前是牧民，只要我活著，今後永遠做牧民。”這位看起來無家無業、平凡至極的單身漢，卻是個比利牛斯山“無所不在的人”，一個“快樂的牧羊人”。他食糧寬裕，也不缺少情婦，在最大程度上享受自由帶來的福祉，因此可以隨心所欲地談論著“命運”。在他的個人意識裏，接受命運就是要保持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就是不脫離自己的環境和職業，而且要把自己的職業當作興趣和生命力的源泉，而不應將它看作苦難和奴役的根源。 1 在皮埃爾· 莫裏這個貧窮的牧民口中，不經意流露出了一種極高的智慧，一種安之若素的生活邏輯。在康得（Immanuel Kant）哲學的注目下，我們發現，在這種樸素的、蒙塔尤式的“牧羊人心態”裏面，存在著一條關於自由意志與自然法則之間的二律背反：皮埃爾既過著一種放浪形骸的遊牧生活，又在另一種意義上遵循著自己命運的裁定。這看起來似乎很難在個人意識裏獲得統一，但在皮埃爾那裏，卻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個邏輯難題：人靠土地獲取食物，維持生命，最終還要化成灰土，成為土地的一部分。因而人最本質的情感是源於土地的，應該對土地對自己的賜予充滿感激和悲憫。 “牧羊人心態”充滿了自然天性，儘管它誕生於中世紀，然而卻傲慢地拒斥了智識的圍困，也懸置了神學的幻影，是普通人的生活史中一個可貴的例證，是少數聰明人的選擇，也是不幸中的幸運。按照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分類，即便這種超然恬淡的 “牧羊人心態”多麼符合人類的自然天性，多麼富有生存的智慧，然而它畢竟只能歸屬於“野蠻時代”生活觀中一個不起眼的異端。相對於“蒙昧時代”那些朝不保夕的、掙紮在死亡線上的獵人們來説，“野蠻時代”的牧民們的日子或許配得上“小康生活”了吧。然而這種圍繞遊牧和種植而展開的“小康生活”，同時也盛産了弱肉強食的邏輯，這是造就鬥士、征服者和篡奪者的時代，也是人對人像狼一樣的時代。個人和種族對生存和繁衍的強烈願望，終於使得穩定的農業社會拔地而起，土地成為人類共同守望的基本家園和普適契約。“農業導致了所有權、政府和法律的誕生，也逐漸把苦難和犯罪帶到人類生活中來。”2一種進步力量産生的同時，其自身一定裹挾著對它的否定。在以農業為核心驅動力的“文明時代”裏，統治集團聘請站在文明源頭處的至聖先師們發明瞭一套規約人性的管理學，用以支撐“文明時代”的金字招牌，同時也在暗地裏縱容著“野蠻時代”裏的充滿腥氣的快樂嚎叫。以朱熹為例，這位老夫子一面在書齋裏高聲宣佈“存天理、滅人欲”，一面在後房對自己的兒媳婦大施“人欲”。與“快樂的牧羊人”的情況相似，我們完全可以將朱子的事必躬親，理解成一個誕生於 “文明時代”的偉人心態中的二律背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