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古羅馬的農學家瓦羅（Varrault）把農民定義為“會説話的農具”一樣，艾青筆下的“農夫”幾乎就是土地價值的人形翻版。統治階級的意志會挾持“土地中心主義”，通過它，那些站立在權力頂峰而不是站立在土地之上的統治者，迫切希望看到人與土地、與農具的化合體，以便將人牢牢的拴縛在土地之上，以達到他們的剝削目的。在多多大多數描寫土地的作品中，我們發現，“土地—犁—人”，這三者間那種原初的裙帶關係被打破了，土地與犁之間、犁與人之間的密切聯繫也被絕望地切斷了。善於掐住七寸的多多將筆墨集中在對“犁”的消極性描述上，希望用這種手段來撼動“土地中心主義”的堅實地基，進而顛覆既有的、維繫在這一地基上的耕作體系和情感秩序。於是，如此這般的詩句便映入我們眼簾： 犁，已脫離了與土地的聯繫 像可以傲視這城市的雲那樣 （多多《北方的記憶》） 水在井下經過時 犁，已死在地裏 鐵在鐵匠手中彎曲時 收割人把彎刀摟向自己懷中 （多多《走向冬天》） 美國現代詩人弗羅斯特（Rob e r t Frost）喜愛描寫人與農具之間的親密關係：“樹林邊靜悄悄，唯有一點聲音，/ 那是我的長柄鐮在對大地低吟。/它在述説什麼？我也不甚知曉；/也許在訴説烈日當空酷暑難忍，/説不定它在述説這大地太寂靜——這就是它低聲悄語説話的原因。” 10（弗羅斯特《刈草》）這種平和恬靜的敘述再現著人與農具、與土地之間和諧的對話圖景，在某種意義上説，這是“土地中心主義”賞賜給人類的詩意成分。與此相悖，多多的詩歌助長著一股否定性的詩歌精神和普遍的懷疑情緒，他策動詩歌中的“犁”紛紛罷工，拒絕了繼續伺弄土地的遠古使命，幫助它們果敢地從慣常的耕作秩序中解脫了自身，從而擾亂了“土地中心主義”輻射開來的權力體系。多多，這個充滿破壞力的語言巫師，就像一個神情專注的印度流浪藝人，用犀利的笛聲蠱惑著毒蛇跳舞。過去辛勤勞作的“犁”恨不能“死在地裏”，也要掙脫土地，然而離開土地的這些革命的農具會回到它們的主人那裏去嗎？我們看到“收割人把彎刀摟向自己懷中”之後會發生什麼？多多説：“五月的黃土地是一堆堆平坦的炸藥/死亡模擬它們，死亡的理由也是//在發情的鐵器對土壤最後的刺激中/他們將成為被犧牲的田野的一部分” （多多《他們》）；“而，我們的厄運，我們的主人/站在肉做的田野的盡頭/用可怕的臉色，為風暴繼續鼓掌——”（多多《風車》）；“我想了解他的哭泣像用耙犁耙我自己”（多多《北方的聲音》）。在脫離土地的捆綁之後，發動叛亂的農具並沒有和農民站在一起，而是恰恰相反， “犁”用它們的鋒芒窮兇極惡般地刺傷了主人，像它們密謀著去血淋淋地刺傷土地一樣。由此，詩人由衷地感到——正如多多一首詩的名字那樣——“北方閒置的田野有一張犁讓我疼痛”。作為傳統耕作秩序鏈條的仲介，“犁”的破壞行動積聚了足夠的能量去全面震懾、撬動並拆解“土地中心主義”的權力體制，讓失去農具在先、不幸負傷在後的農民們孤零零地面對眼前這片淩亂的土地，承受著背叛和流血的痛苦： 為了雙腿間有一個永恒的敵意 腫脹的腿伸入水中攪動 …… 為了土地，在這雙腳下受了傷 為了它，要永無止境地鑄造里程 （多多《為了》） 我的腿是一隻半跪在泥土中的犁 我隨鐵鏟的聲響一道 努力 （多多《十月的天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