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多的詩中，我們看到了飽經滄桑的詩人探索著一種有益地嘗試，他借助“挖”這一普遍的生命動作，在“水體語法”的親切關照下，力圖將威嚴聳立的“土地中心主義”改造、疏導或解構成一種水溪繚繞的“鄉愁”，在這種努力中，記憶詩學開始溫柔地漫溢，所謂“中心”的東西被取締了，等級秩序也悄然隱遁，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熱愛土地，眷戀故鄉這等簡單至極的事情完全成為個人情感結構的主要內容，成為一種受個人情感支配的私事，一種最為隱秘也最為強烈的情緒，不必再接受著一個高音號令的調遣。即使沒有這個“中心”，生長在土地之上的人們依然鍾情于土地，如同“一個盲人郵差走入地心深處/它綠色的血/抹去了一切聲音我信/它帶走的字：/我愛你/我永不收回去”（多多《是》） 然而，一個縱情回憶的人，一定是一個容易受傷害的人；一個有著太多歷史記憶的民族，也一定是一個悲觀的民族。多多詩云：“面對懸在頸上的枷鎖/他們唯一的瘋狂行為就是拉緊它們/ 但他們不是同志/他們分散的破壞力量/ 還遠遠沒有奪走社會的注意力/而僅僅淪為精神的犯罪者/僅僅因為：他們濫用了寓言”（多多《教誨——頹廢的紀念》）。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勸誡我們：“過量的歷史看起來是某一時代生活的敵人。” 16因此，同那只塔蘭泰拉的蜘蛛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過於飽和的歷史對於一個民族來説無異於也是一種致命的毒藥。而對於中國傳統表意體系中的“土地中心主義”，在被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徵用為蓄水池之後，尤其擅長囤積各種成分的歷史苦水，除非這座歷史蓄水池能夠拓展出無限的空間，不然中國人奉“土地中心主義”為圭臬的情感結構就是危險的。在這種佈滿隱患的形勢面前，哲學醫生尼采給我們開出了一副藥方：“非歷史和超歷史的東西是用來對付歷史壓制生活的自然解藥，它們就是治療歷史病的方法。這種解藥也許會讓我們這些患了這種病的人感到一點痛苦，但這並不能證明我們選擇的治療方法是錯誤的。 17尼采藥方中提出的“非歷史”，就是讓我們像動物那樣忘掉過去，而“超歷史”則是教導我們將目光從演變進程之上轉移到賦予存在一種永恒與穩定特性的事物之上，也就是學著傾心於藝術或宗教。尼采為我們的歷史觀開出了一副善意而純潔的瀉藥，多多在他的詩中表示同意： 傾聽大雪在屋頂莊嚴的漫步 多少代人的耕耘在傍晚結束 空洞的日光與燈內的寂靜交換 這夜，人們同情死亡而嘲弄哭聲： 思想，是那弱的 思想者，是那更弱的 （多多《墓碑》）世界在一片茫茫大雪之中歸於沉寂。對於雪，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做過一番精彩地詮釋：“它僅用一種色調統一了整個宇宙。對於受庇護的存在來説，宇宙被表達和省略為一個詞，雪。”18雪成為了宇宙的簡化形式，它紛紛落下的樣子，時而悠然，時而急促，卻不帶一點聲響，悄悄將整個大地漂白。在屋檐下“傾聽大雪”的多多似乎聽到了： “一些聲音，甚至是所有的/都被用來埋進地裏/我們在它們的頭頂上走路/它們在地下恢復強大的喘息/沒有腳也沒有腳步聲的大地/也隆隆走動起來了/一切語言/ 都被無言的聲音粉碎！”（多多《北方的聲音》）是的，多多聽到了雪的聲音，這是寂靜的聲音，是寂靜本身的呼吸。當十指黑黑的我們因為“挖”出太多的回憶而體力透支的時候，當一個民族的情感結構在“土地中心主義”的偉大傳統背影之下日趨僵化、疲乏的時候，多多終於接受了尼采的藥方，請求在大雪紛飛中將這一切光榮與憤怒統統埋葬：“從死亡的方向看總會看到/一生不應見到的人/總會隨便地埋到一個地點/隨便嗅嗅，就把自己埋在那裏/埋在讓他們恨的地點”（多多《從死亡的方向看》）。同雪的方式一樣， “埋”也是一種簡化世界的動作，它憎恨過度開發的記憶，有效地制約了“挖”的工作進度，因而呼喚建立一種關於遺忘的詩學。這種詩學試圖將“土地中心主義” 整體地放入括弧中，再將它棄置在荒無人煙的沙灘上。它用“埋”的動作將概念世界的一切複雜命題統統抹平，將現代人斑駁的奇異心態還原為一種原始狀態的自然天性，有道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曹雪芹《飛鳥各投林》）。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閱讀普魯斯特時，曾拿“珀涅羅珀的編織”來類比記憶與遺忘：“這裡白天拆解的正是夜晚所編織的東西。每日早晨醒來的時候，我們的手裏只不過鬆散地握著過往生活這張織物邊緣的穗飾而已，好像是遺忘將其編織進了我們的生活。然而，通過我們有意識的行為以及甚至有目的的記憶，每天都在拆解這件織物，拆解遺忘的裝飾。”19記憶和遺忘，就像是造就一件文本織物的經和緯一樣密不可分，通力合作。多多在他的詩歌體系中同時調遣著記憶與遺忘兩種詩學精神，力圖從這兩個方面重新厘定一套“亞細亞抒情方式”，這種嶄新的情感結構主要由“挖”和“埋” 兩種典型的動作形式得以表達：“挖”是 “犁”的夢想的延續，在疲憊的“犁”解甲歸田之後，“挖”作為一種純粹的銘記和進取意志，在人類的精神動作史上被保留了下來，它同時關涉著寫作行為本身： “在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間/停歇著胖墩墩的鋼筆。/我要用它去挖掘。”20（謝默斯·希尼《挖掘》）尤其是那些用心血澆築的詩行，它們正是人類在大地之上犁出的一道道或深或淺的痕跡，也是鐫刻在人類心靈上的纍纍傷口。寫作就是對這些傷口的展示或者療救；“埋”是對犁溝的撫平，也是對被“挖”出的傷口的覆蓋，它構成了“挖”這一動作的反面，進駐了詩行間的空白和寫作的虛空之中，它渴望著世界的整一化，人性的原初化，甚至試圖實現對寫作本身的刪刈，就像割草那樣暢快淋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