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面目猙獰的“犁”從傳統耕作秩序鏈條中自行剝除之後，既有的生産方式和抒情方式都將面臨著巨大的斷裂。就像能量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在“土地—犁—人”三者之間暢通地傳遞一樣，傳統的情感結構也將迎來支離破碎的危險。失去農具的農民們由於找不到情感媒介與土地的溝通，他們對土地的表意方式由此就會發生變化。在人對土地的情感結構或“土地中心主義”裏，同樣存在著二律背反：一方面人熱愛土地，因為它養育了人；又厭惡土地，因為它不能挽救人們悲觀的命運。在中國傳統的表意系統中，即經典的“亞細亞抒情方式”中，我們從未遭遇過斷裂的危機，而當“土地中心主義”的權力幻象一旦被打破之後，人們卻不得不服從於這種二律背反，也就是不得不繼續尋找農具的替代物，承續上人對土地的表意通道。在這裡，多多想到了一個好辦法：“我的腿是一隻半跪在泥土中的犁”。我們不難發現，在喪失“土地中心主義”的庇祐之後，人們開始試圖用身體充當缺席的“犁”，這不得不視為 181 一種現代的、消極的智慧，一種服從二律背反的無奈表演，就像“雙腿間有一個永恒的敵意”。那只“半跪在泥土中的”“腿”代替了逃走的“犁”，繼續深入地與土地取得親密聯繫，然而人採取的這種親臨其境的辦法，卻無法真正地修復他們與土地之間的和諧狀態，就像四肢永遠無法代替農具一樣，人走入了一個尷尬的窘境：“永恒的輪子到處轉著/我是那不轉的/像個頹廢的建築癱瘓在田野”（多多《風車》）。 與其説“犁”的背叛是受惑于一種神秘的魔笛，不如説是農人暗地裏導演了這場“苦肉計”，試圖重新拯救自己的命運，或者不如説是這些常年耕作在土地之上的人們突然被“現代性”所豢養的一隻塔蘭泰拉毒蜘蛛咬傷，從而扔下農具，開始瘋狂地跳舞，甚至試圖用自己的身體充當丟失了的農具。對於那些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僥倖活過來的人們來説，這種猜測一定會贏取廣泛地認同。人們在追求全面解放的道路上希望擺脫對物的依賴，進入那個幻想中的自由王國，但人們卻在這種急火攻心的追逐中把自己的身體當作了物，從而走上了一條走火入魔之路。原本可以視為一種人體器官的“犁”被人們自行革除了，如今那條“半跪在泥土中的”“腿”，其實僅僅是人類在土地面前的一條“幻肢”，是一條烏有之腿，它永遠都不能代替那把逃之夭夭的 “犁”。這同時也是“土地中心主義” 的頑固餘孽在大地之上製造出的一條 “幻肢”，人獲得了虛假的滿足，等待他們的卻是現實的疼痛。 這一切不過是人類自身在田間地頭髮動的一場“辛亥革命”而已，辮子剪掉了，牌子更換了，“土地中心主義” 依然我行我素，並沒有引起“思想深處的革命”。然而在此刻，走失的“犁” 並沒有喪失行動力，而是開始關注另一片田野，繼續著它的原初使命： 一張挂滿珍珠的犁 犁開了存留于腦子中的墓地： 在那裏，在海軍基地大笑的沙子底下尚有，尚有供詞生長的有益的荒地。 （多多《那些島嶼》） 只允許有一隻手 教你低頭看——你的掌上有犁溝 土地的想法，已被另一隻手慢慢展平 （多多《只允許》） 在人類與“土地中心主義”的長期博弈過程中，先後受雇于雙方的“犁” 在引發傳統耕作秩序的斷裂之後，終於覺察到江湖之凶險莫測，於是決定在另一種意義上解甲歸田。在經歷了叛離土地、刺傷主人的腥風血雨之後，這把疲倦的“犁”開始為人們開墾“存留于腦子中的墓地”，並且同時努力“展平”它的主人“掌上”的“犁溝”，其結果是，“記憶，但不再留下犁溝 /……/從指甲縫中隱藏的泥土，我/認出我的祖國——母親/已被打進一個小包裹，遠遠寄走……”（多多《在英格蘭》）；“遙遠的地平線上，鐵匠和釘子一起移動/救火的人擠在一枚郵票上 /正把大海狂潑出去/一些游泳者在水中互相潑水/他們的游泳褲是一些麵粉袋 /上面印著：遠離祖國的釘子們”（多多《地圖》）。1989年之後，多多遠離了祖國的土地，開始了他遠涉重洋的漂泊生活，這位在農耕文明哺育下的中國詩人，開始攜帶著他心愛的母語穿越大海：“從海上認識犁，瞬間/就認出我們有過的勇氣”（多多《歸來》）。在多多 1989年之後的詩歌中，我們找到了一把海上的“犁”，和多多一樣，它也在接受海洋文明的洗禮，告訴我們比土地更寬闊的乃是海洋。這把海上的“犁”，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轉化的契機，為迷惘于土地之上的人們指明瞭一條解救之道。在這種意義是上，多多的作品為我們開闢了這片“看不見的田野”： 走在詞間，麥田間，走在 減價的皮鞋間，走在詞 望到家鄉的時刻，而依舊是站在麥田間整理西裝，而依舊是屈下黃金盾牌鑄造的膝蓋，而依舊是這世上最響亮的， 最響亮的依舊是，依舊是大地 （多多《依舊是》）由海洋之“犁”的指引，多多用他的詞語之“犁”引領我們走進這片“看不見的田野”。在這裡，“犁”所耕作的不再是真實的、廣袤的土地，而是人類記憶的疆域。記憶會將一切過往的褶皺全部展平，讓人們以一種平心靜氣的態度來跟隨語言的犁頭去再次親近久違的、留有餘溫的土地。詞語之“犁”借機告訴我們，還有比海洋更寬闊的，那就是人的心靈。而記憶正是從人的心靈深處汩汩流出的清冽山泉，它綿延的流動性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我們帶到現實中再也回不到的地方，帶我們回到曾經與之朝夕相處的土地之上：“麥田間有教室，教我聽/大河闖開冬日土地的撕裂聲”（多多《五畝地》）；“只允許有一個記憶/向著鐵軌無力到達的方向延伸——教你/用穀子測量前程，用布匹鋪展道路”（多多《只允許》）。當人們與“土地中心主義”進行曠日持久的對峙之後，當著魔的犁尖帶領著詩人領略了浩瀚的大海之後，多多在異鄉漂泊的經驗教會了他一種“水體語法” 11（朱大可語），這種以河流為表徵符號的思維形式幫助詩人與“土地中心主義”展開新一輪的和談。就像大禹治水的關鍵之處在於從“堵塞法”轉向“疏導法”，當多多再一次面對被中國傳統詩教徵用為蓄水池的“土地中心主義”時，他開始運用“水體語法”來重新打量這座 “亞細亞抒情方式”中的定海神針： “秋雨過後/那爬滿蝸牛的屋頂/——我的祖國/ /從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緩緩駛過…… ” （ 多多《阿姆斯特丹的河流》）；“一切會痛苦的都醒來了//他們喝過的啤酒，早已流回大海/那些在海面上行走的孩子/全都受到他們的祝福：流動”（多多《居民》）。老子曰：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12 漂詩與思 POEMS AND THOUGHTS 182 泊中的多多發現，也許可以將這種“土地中心主義”置於一種流動性的視野當中，或者説置於一種辯證法的視野當中，就像時光緩緩淘空了我們的青春一樣，讓河流所表徵的“水體語法”來慢慢地浸潤“土地中心主義”的閘門： 當疾病奪走大地的情慾，死亡代替黑夜隱藏不朽的食糧犁尖也曾破出土壤，搖動記憶之子咳著血醒來： 我的哭聲，竟是命運的哭聲 當漂送木材的川流也漂送著棺木 我的青春竟是在紀念 敞開的雕花棺材那冷淡的愁容 （多多《當春天的靈車穿過開採硫磺的流放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