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説我是中國漫畫的創始者。這話未必盡然。我小時候，《太平洋畫報》上發表陳師曾的小幅簡筆畫《落日放船好》、《獨樹老人家》等，寥寥數筆，余趣無窮，給我很深的印象。我認為這算是中國漫畫的始源。不過那時候不用漫畫的名稱。所以世人不知“師曾漫畫”，而只知“子愷漫畫”。漫畫二字，的確是在我的畫上開始用起的，但也不是我自稱，卻是別人代定的。約在民國十二（1923）年左右，上海一輩友人辦《文學週報》。我正在家裏描那種小畫。乘興落筆，俄頃成章，就貼在壁上，自己欣賞。一旦被編者看見，就被拿去製版，逐期刊登在《文學週報》上。編者代為定名曰“子愷漫畫”。以後我作品源源而來，結整合冊，交開明書店出版，就倣印象派畫家的辦法（印象派這名稱原是他人譏評的稱呼，畫家就承認了），沿用了別人代用的名稱。所以我不能承認自己是中國漫畫的創始者，我只承認漫畫二字是在我的書上開始用起的。 其實，我的畫究竟是不是“漫畫”，還是一個問題。因為這二字在中國向來沒有。日本人始用漢文漫畫二字。日本人所謂“漫畫”，定義為何，也沒有確説。但據我知道，日本的“漫畫”，乃兼稱中國的急就畫，即興畫及西洋的cartoon和caricature的。但中國的急就即興之作，比西洋的cartoon和caricature趣味大異。前者富有筆情墨趣，後者注重諷刺習滑稽。前者只有寥寥數筆，後者常有用鋼筆細描的。所以在東洋，漫畫兩字的定義很難下。但這也無用考察。總之，漫畫二字只能望文生義。漫，隨意也。凡隨意寫出的畫，都不倣稱為漫畫，如果此言行得，我的畫自可稱為漫畫。因為我作漫畫，感覺同寫隨筆一樣，不過或用線條，或用文字，表現工具不同而已。 我作漫畫，斷斷續續，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今日回顧這二十年的歷史，自己覺得，約略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是描寫古詩的時代，第二是描寫兒童相的時代，第三是描寫社會相的時代，第四是描寫自然相的時代。但又交互錯綜，不能判然劃界，只是我的漫畫中含有這四種相的表現而已。 我從小喜歡讀詩詞，只是讀而不作。我覺得古人詩詞，全篇都可愛的極少。我所愛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或其一句。這一句我諷咏之不足，往往把他抄寫在小紙條上，粘在座右，隨時欣賞。有時眼前會現出一個幻象來，若隱若現，如有如無。立刻提起筆來寫，只寫得一個概略，那幻想已經消失。我看看紙上，只有寥寥數筆的輪廓，眉目都不全，但是頗能代表那個幻象，不要求加詳了。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筆加詳描寫，結果變成和那幻象全異的一種現象，竟糟塌了那張畫。恍悟古人之言：“意到筆不到”，真非欺人之談。作畫意在筆先。只要意到，筆不妨不到，非但筆不妨不到，有時筆到了反而累贅。缺乏藝術趣味的人，看了我的畫驚訝地叫道；“咦！這人只有一個嘴巴，沒有眼睛！”“咦！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塊的！”甚至有更細心的人説：“眼鏡玻璃後面怎麼不見眼睛？”對於他們，我實在無法解嘲，只得置之不理，管自讀詩讀詞捕捉幻象，描寫我的漫畫。《無言獨上西樓》，《幾人相憶在江樓》，《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便是那時的作品。初作《無言獨上西樓》，發表在《文學週報》上時，有一人批評道：“這人是李后主，應該穿古裝。你怎麼畫成穿大褂的現代人？”我回答説：“我不是作歷史畫，也不為李后主詞作插圖，我是描寫讀李詞後所得體感的。我是現代人，我的體感當然作現代相。這才足證李詞是千古不朽之作，而我的欣賞是被動的創作。” 我作漫畫由被動的創作而進于自動的創作，最初是描寫家裏的兒童生活相。我向來憧憬于兒童生活。尤其是那時，我初嘗世味，看見了所謂“社會”裏的虛偽矜忿之狀，覺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兒童天真爛漫，人格完整，這才是真正的“人”。於是變成了兒童崇拜者，在隨筆中（見《緣參堂隨筆》①）漫畫中，處處讚揚兒童。現在回想當時的意識，這正是從反面詛咒成人社會的惡劣。這些畫我今日看了，一腔熱血還能沸騰起來，忘記了老之將至，這就是《辦公室》，《阿寶兩隻腳凳子四隻腳》，《弟弟新官人，妹妹新娘子》，《小母親》，《爸爸回來了》等作品。這些畫的模特兒———阿寶，瞻瞻，軟軟———現在都已變成大學生，我也垂垂老矣。然而老的是身體，靈魂永遠不老。最近我重描這些畫的時候，仿佛覺得年光倒流，返老還童。從前的憧憬，依然活躍在我心中了。
後來我的畫筆又改了方向，從正面描寫成人社會的現狀了。我住在紅塵撲面的上海，看見無數屋脊中浮出一紙鳶來，恍悟春到人間，就作《都會之春》。看見樓窗裏挂下一隻籃來，就作《買粽子》。看見工廠職員散工回家，就作《星期六之夜》。看見白渡橋邊，白相人調笑蘇州賣花女，就作《賣花聲》。……我住在杭州及故鄉石門灣，看見市民的日常生活，就作《市景》，《鄰人之愛》，《挑薺菜》。我客居鄉村，就作《話桑麻》，《雲霓》，《柳蔭》，……這些中的情景，多少美觀！這些人的生活，多少幸福！這幾乎同兒童生活一樣地美麗！我明知道這是成人社會光明的一面，還有殘酷悲慘，醜惡黑暗的一面，我的筆不忍描寫，一時竟把他們抹殺了。 後來我的筆終於描寫了。我想，佛菩薩的説法，有“顯正”和“斥妄”兩途。美諺曰：“漫畫以笑語叱吒世間”，我何為專寫光明方面的美景，而不寫照暗方面的醜態呢？西洋文學者巴爾札克（Barzac）左拉（Zola）的所謂自然主義，便是這個宗旨吧。於是我就當面細看社會上的殘忍相，悲慘相，醜惡相，而為他們寫照。《斑白者》，《都市奇觀》，《鄰人》《鬻兒》，《某父子》，以及寫古詩的《瓜車翻覆》，《小魚啖小魚》等，便是當時的所作。後來的《倉惶》，《戰後》，《警報解除後》，《轟炸》等，也是這類的作品。有時我看看這些作品，覺得觸目驚心，難道自己已經墜入了“惡魔派”（devilism”）嗎？於是我想藝術畢竟是美的，人生畢竟是崇高的，自然畢竟是偉大的，我這些辛酸淒楚的作品，胡為乎來哉？古人説，“惡歲詩人無好語。“難道我就做了惡歲詩人嗎？於是我的眼就從惡歲轉向永劫，我的筆也從人生轉向自然。我忽然注意到破墻的磚縫裏鑽出來的一根小草，作了一幅《生機》。真正沒有幾筆，然而自己覺得比從前所作的數千百幅精工得多，以後就用同樣的筆調作出《春草》，《戰場之春》，《拋核處》等畫。有一天我在仇北崖家裏，看見桌上供著一個炮彈殼，殼內插著紅蓮花，歸來又作了一幅《炮彈作花瓶》。有一天，我在漢口看見截了半段的大樹，正在抽芽。回來又作了一幅《大樹被斬伐》。《護生畫集》中所載的《遇赦》，《攸然而逝》，《蝴蝶來儀》等，都是此類作品。直到現在，此類作品是我自己所最愛的。我自己覺得近來真像詩人了，但不是惡歲詩人，卻是沉鬱的詩人。詩人作詩喜沉鬱。“沉鬱者，意在筆先，神余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對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覆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陳亦峰語）此言先得我心。 古人説：“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我近來在漫畫寫作上，也有今是昨非之感。但也不完全如此，在酒後，在病中，在感動之下，在懊喪之餘，心情常常變換，筆調也時時反覆。所以上述的四個時期的作風，並不判然劃界，卻參差交互地出現在我的筆下，不過出現的程式大約如上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