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筆的“隨”和漫畫的“漫”，這兩個字下得真輕鬆。看了這兩個字，似乎覺得作這種文章和畫這種繪畫全不費力，可以“隨便”寫出，可以“漫然”下筆。其實決不可能。就寫稿而言，我根據過去四十年的經驗，深知創作———包括隨筆———都很傷腦筋，比翻譯傷腦筋得多。倘使用操舟來比方寫稿，則創作好比把舵，翻譯好比划槳。把舵必須掌握方向，瞻前顧後，識近察遠，必須熟悉路徑，什麼地方應該右轉彎，什麼地方應該左轉彎，什麼時候應該急進，什麼時候應該緩行；必須謹防觸礁，必須避免衝突。划槳就不須這樣操心，只要有氣力，依照把舵人所指定的方向一槳一槳地劃，總會把船劃到目的地。我寫稿時常常感到這比喻的恰當：倘是創作，即使是隨筆，我也得預先胸有成竹，然後可以動筆。詳言之，須得先有一個“煙士比裏純②”，然後考慮適於表達這“煙士比裏純”的材料，然後經營這些材料的佈置，計劃這篇文章的段落和起訖。這準備工作需要相當的時間。準備完成之後，方才可以動筆。動筆的時候提心吊膽，思前想後，腦筋裏仿佛有一根線盤旋著。直到脫稿之後，直到推敲完畢之後，這根線方才從腦筋裏取出。但倘是翻譯，我不須這麼操心：把原書讀了一遍之後，就可動筆，逐句逐段逐節逐章地把外文改造為中文。考慮每句譯法的時候不免也費腦筋。然而譯成了一句，就可透一口氣，不妨另外想些別的事情，然後繼續處理第二句。其間只要顧到語氣的連貫和暢達，卻不必顧慮思想的進行。思想有作者負責，不須譯者代勞。所以我做翻譯工作的時候不怕旁邊有人。我譯成一句之後，不妨和旁人閒談一下，作為休息，然後再譯第二句。但創作的時候最怕旁邊有人，最好關起門來，獨自工作。因為這時候思想形成一根線索，最怕被人打斷。一旦被打斷了，以後必須苦苦地找尋斷線的兩端，重新把它們連接起來，方才可以繼續工作。近來我少創作而多翻譯，正是因為腦力不濟而“避重就輕”。
這時候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生活情況：屋子小，沒有獨立的書房。睡覺，吃飯，工作，同在一室。我坐在書桌旁邊寫稿，我的太太坐在食桌旁邊做針線。我的寫稿倘是翻譯，我歡迎她坐在這裡，工作告段落的時候可以同她閒談一下，作為調劑。但倘是創作，我就討厭她。因為她看見我擱筆不動，就用談話來打斷我的思想線索。但這也不能怪她，因為她不知道我寫的是翻譯還是創作，也許她還誤認我的寫稿工作同她的針線工作同一性狀，可以邊做邊談的。後來我就預先關照：“今天你不要睬我。”同時把理由説明：我們石門灣水鄉地方，操舟的人有一句成語，叫做“停船三里路”。意思是説：船在河中行駛的時候，倘使中途停一下，必須花去走三里路的時間。因為將要停船的時候必須預先放緩速度，慢慢地停下來。停過之後再開的時候，起初必須慢慢地走，逐漸地快起來，然後恢復原來的速度。這期間就少走了三里路。三里也許誇張一點，一兩裏是一定有的。我正在創作的時候你倘問我一句話，就好比叫正在行駛的船停一停，我得少寫三行字。三行也許誇張一點，一兩行是一定有的。我認為隨筆不能隨便寫出，理由就如上述。
漫畫同隨筆一樣，也不是可以“漫然”下筆的。我有一個脾氣：希望一張畫在看看之外又可以想想。我往往要求我的畫兼有形象美和意義美。形象可以寫生，意義卻要找求。倘有機會看到了一種含有好意義的好形象，我便獲得了一幅得意之作的題材。但是含有好意義的好形象不能常見，因此我的得意之作也不可多得。記得有一次，我在院子裏閒步，偶然看見石灰脫落了的墻壁上的磚頭縫裏生出一枝小小的植物來，青青的莖彎彎地伸在空中，約有三四寸長，莖的頭上頂著兩辦綠葉，鮮嫩裊娜，怪可愛的。我吃了一驚，同時如獲至寶。因為這美麗的形象含有豐富深刻的意義，正是我作畫的模特兒。用洋洋數萬言來歌頌天地好生之德，遠不及用寥寥數筆來畫出這枝小植物來得動人。我就有了一幅得意之作，畫題叫做“生機”。記得又有一次，我去訪問一位當醫生的朋友，走進他的書室，看見案上供著一瓶蓮花，花瓶的樣子很別致，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尺來長的一個炮彈殼，我又吃一驚，同時又如獲至寶。因為這別致的形象也含有豐富深刻的意義，也是我作畫的模特兒。用慷慨激昂的演説來擁護和平，遠不如默默地畫出這瓶蓮花來得動人。我又有了一幅得意之作，畫題叫做“炮彈作花瓶……”。我的找求畫材大都如此。倘使我所看到的形象沒有豐富深刻的意義，無論形狀色彩何等美麗，我也懶得描寫，即使描寫了，也不是我的得意之作。實在，我的作畫不是作畫，而仍是作文，不過不用言語而用形象罷了。既然作畫等於作文，那麼漫畫就等於隨筆。隨筆不能隨便寫出，漫畫當然也不得漫然下筆了。
1957年1月18日于上海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