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課鈴響了,同學們快步走出教室,到操場上參加自己喜愛的課間活動。校園裏頓時沸騰起來。”這段文字來自浙教版小學三年級的一篇課文《課間十分鐘》。

　　但沸騰的課間，似乎只停留在了課文之中。近日，話題“中小學生連上廁所的時間都快沒了”登上微網志熱搜，引發了全國性的共鳴和擔憂。教育部也明確表態，將堅決糾正以“確保學生安全”為由，簡單限制學生必要的課間休息和活動的做法。

　　幾乎與此同時，杭州市政府網站公佈的一則《杭州市教育局關於市十二屆政協二次會議第146號建議的答覆》，也引發關注。其中提到，“100%落實每天不少於30分鐘的大課間活動，確保學生每天校內、校外各1小時體育活動時間”。記者了解到，這份答覆實際發自於2023年5月。

　　給孩子喘口氣的“中場休息”，是否真的成了課間“圈養”？半年前杭州承諾的“課間10分鐘”落實得如何？日前記者走訪了杭州多所學校及相關教育部門，尋找答案。

　　歸還“課間10分鐘”，究竟難在哪兒

　　這其實是一場從未停歇過的爭論。

　　早在2015年，部分權威媒體就做過學校課間活動變“圈養”現象的相關報道，大量媒體和網友隨之跟進，呼籲把課間還給孩子，讓孩子們“透口氣”。

　　然而多年過去，這依舊是困擾學生、家長、教師及學校的一道難題。某種程度而言，此次關於“課間10分鐘”的爭議引起廣泛關注，更像是對學生在校教育維度的探討和反思，更多人關注的是，學校的體育教育是否存在長期缺位的情況。

　　今年2月杭州市兩會期間，杭州市政協委員、北京觀韜中茂律師事務所管理合夥人鄒峻在提案《關於中小學更好開展體育教育教學相關建議》中就表達了類似的憂思。

　　“校園體育教育越來越堪憂。”鄒峻對去年陪兒子參加的一次親子活動印象深刻，“乒乓球桌前，大人們都能上去揮幾下，小孩們卻不太行。”

　　他回想起自己的學生時代，每每回家必是大汗淋漓，反觀讀初中的兒子，“很少見”。“我還看到數據顯示，現在的高中生做引體向上，平均每個人只能做2.5個。”作為一名熱衷長跑10多年的馬拉松愛好者，鄒峻覺得驚訝，當年他和同學們做20至30個都沒有問題，“孩子能否‘禁得起摔打’在校園教育中十分重要。”

　　在鄒峻的視角中，有不少學校因擔心學生在運動中受傷而承擔責任，從而不敢開展體育運動，“就算開展，也存在‘唯成績論’、考前突擊等情況，極其不利於學生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相關數據似乎也從側面印證著鄒峻的説法。2021年，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針對1590名小學生和1703名初中生的調查中，對於“課間休息總是可以到教室外遊戲和玩耍”的問題，認為“比較符合”的學生佔比僅為68.87%和50.61%。

　　“要給學生鬆綁，首先要給學校鬆綁。”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教師點出問題關鍵所在，“這些道理學校都懂，甚至比多數人更懂，但學校也很無奈，當學生在課間活動中因打鬧發生糾紛乃至出現安全事故時，可能會惹出打不盡的官司。而在相關案例判決中，往往把家長和學生當成弱勢方、學校當成強勢方，把風險責任無限轉移到學校身上。”

　　因此，在“既要安全，又要成績，還要快樂”的普遍期待之下，學校只能退守“安全底線”，作出“但求無過”的選擇。

　　那麼，做出承諾的杭州做得如何呢？

　　“我們首先要明確，‘禁足’與‘不允許在走廊裏打鬧’是兩個概念。”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長蔣鋒説，杭州這半年來的努力和督導，就是鼓勵學校放下包袱，轉變理念，“校園應當針對學生部分風險性行為予以阻止與限制，但不能一味退守安全底線，一刀切地限制學生課間活動。”

　　“接到政協相關提案後，我們將課間活動時間納入常規督巡之中，並計入學校考核，進一步督促學校充分開展課間活動。”蔣鋒説，從幼兒園到高中，目前杭州2000多所學校，都已全面保證了“課間10分鐘”，並且積極培育“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校園體育模式。

　　“目前，杭州中小學校內每天一小時的體育活動時間基本可以保證。”杭州市副校級督學洪濤告訴記者，這半年來，他走進了杭城不少學校進行“突擊檢查”，“一些體育師資優渥的學校，甚至實現了每天一節體育課。”

　　“螺螄殼”與表情貼的背後

　　解決問題的過程，往往伴隨著破題的陣痛。

　　午後的陽光，照射在杭州市長壽橋小學（鳳起校區）僅僅3000平方米的小操場上。正在上體育課的孩子們三三兩兩地跳繩、踢毽子、練投籃……場地雖不大，孩子們卻玩得不亦樂乎。

　　這座藏在杭州市中心的學校，佔地面積不大。放眼望去，主要的運動場地就是小操場和沿著教學樓建起的三條塑膠跑道。

　　“我們是螺螄殼裏做道場。”杭州市長壽橋教育集團黨總支書記、校長金穎苦笑著拿出一組矛盾感很強的數據：如此狹窄的校區內，容納了22個班、千余名學生。

　　雖然場地不大，從事教育工作30多年，金穎仍然堅持不能因噎廢食，“對課間活動‘嚴防死守’是不可取的。學校是學生的，他們才是學校的主人，也有權安排自己的‘課間10分鐘’。”

　　在這片小小的場地上，每個月都會進行一場陽光體育小競賽。小競賽以班級為單位，要求每位學生都參加。“比如這個月的競賽項目是三跳，日常的課間10分鐘孩子們就會自發練習。” 杭州長壽橋教育集團副校長張冰認為，這既豐富了“課間10分鐘”的形式，鍛鍊了孩子們的身體，也培養了他們的集體榮譽感。比賽項目則是因地制宜，拔河、傳球接力、來回接力跑、跳繩等對場地要求不高的項目都在備選之列，“這些項目不少來自學生自己的建議。”

　　實際上，給孩子們極大的自由度去豐富“課間10分鐘”，對金穎而言並不是一個輕鬆的決定，背後的壓力不小。“校區學生多，活動場地有限，課間難免會有磕碰情況。”金穎坦言。

　　除了“螺螄殼”裏的尷尬，我們在採訪中發現，影響“課間10分鐘”的原因還有很多，教師拖堂就是其中之一。在去年每月一次的督導中，洪濤發現個別老師存在拖堂或是要求學生在課間訂正作業等情況。“我們都形成了督學報告，及時反饋給了學校與老師。”

　　小學六年級學生鐘知非（化名）的吐槽，很有代表性：“拖堂2分鐘、提前上課2分鐘，下了課上個廁所都要排隊，哪還有空去玩？”

　　對於這種做法，老師們也有看似不得已的苦衷。一位一線教師吐露心聲：“學生違紀，學校監察部門會扣班主任的量化分數，有損績效評比等級。對於一線教師而言，佔用部分課間時間既能讓學生降低安全風險，又能鞏固知識點。所以即使不提倡，但偶爾還是有老師會這麼做。”

　　“我們不否認這樣的現象可能個別存在，但問題在於，拖堂佔用課間休息時間，一身疲態去上下一節課的學生，就真能提高學習效率嗎？” 杭州育才登雲小學副校長許霜霜反問，“我們第一件動刀的事，就是規範課堂時間，將老師不拖堂這件事徹底執行到底。”

　　在育才登雲小學的教室門口，記者見到了一張“每日課堂表情包”。每節課後，孩子們都可以給老師貼上“笑臉”或“哭臉”，作為課堂評價。這個學期，往日深受孩子喜愛的王梅老師就收到了第一個哭臉，“當時有孩子提出的問題講到一半，就想趁熱打鐵一口氣講完。”

　　王梅回想收到“哭臉”時的心情：“説不委屈，肯定是假的。但後來想明白，這個哭臉代表的是孩子傷心了。尤其是低年齡段的孩子，正是活潑好動的年紀，經過40分鐘集中注意力的學習，他們也很想出去放鬆一下。”

　　和“課堂表情包”制度共同開展的，還有寫進課堂教學規章的“確保有10分鐘左右獨立作業時間”。“這可以提醒老師，課堂作業必須要在課堂時間內完成，在授課之餘要留出時間，而不是一講到底，到課間休息了都停不下來。”

　　“用好10分鐘，要先上好40分鐘。”蔣鋒説，這是一堂不斷自我提升的必修課。

　　“10分鐘”自定義

　　孩子喜歡的才是好的

　　課間時間得到了保證，下一個問題是：怎麼讓學生走出教室？

　　“課間10分鐘動起來，並不是簡單地把孩子請出教室這麼簡單，要讓他們感興趣才行。”許霜霜説，跳房子、丟沙包這些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的遊戲，對於許多習慣了與虛擬世界共成長的孩子們來説，沒有太大的吸引力。特別是一些學業吃緊的初高中學生並不買賬，“還不如多做點作業，回家輕鬆點呢。”

　　如何把可行性和趣味性結合起來？不少學校選擇了將主動權交給孩子——

　　杭州育才登雲小學在每一個樓層都精心打造了“學科博物館”，每個月一個主題內容，都讓學生自己動手製作；長江實驗小學的課間則上演了一場場“空中秀”，參加無人機課的學生們自發操縱著無人機，把天空當成畫布；以“新勞動教育”聞名的富陽區富春第七小學，則把校園裏的稻田農場開放給孩子，讓他們在農場裏“照顧”自己的小羊和小豬……

　　“來自學生的活動，才有真正的生命力。這些都不是功利教育觀所能驅動的，而是一種自發的人文教育。”杭州市教育局的相關負責人認為，“課間10分鐘”不應該是設計出來的，“讓孩子自己來決定‘課間10分鐘’，這是一種更具溫度的友好。”

　　事實上，“友好”不止體現在“課間10分鐘”。在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出臺的全國首部針對兒童友好城市建設的重大事項決定中提到，要積極推進兒童友好學校等各類開放共用的兒童友好公共空間建設。

　　2022年6月以來，杭州在全省首創兒童友好學校的品牌，以浙江省現代化學校為基礎，從制度、服務、權利、空間、環境等五大方面打造友好學校結構體系。

　　從“課間10分鐘”到兒童友好學校，我們能看到什麼？

　　在杭州天杭教育集團，孩子們為“鳥精靈”科學體驗館出謀劃策，爭先恐後地比賽眼力，細數鳥兒標本的數量，討論鳥兒羽毛的顏色，研讀場館墻壁上的鳥類知識；在兒童友好展廳舉辦的學生繪畫個展，承載著天馬行空的想像。“每個孩子都應該被看見，都渴望被認可，這場個展見證他們的高光時刻。”杭州天杭教育集團副校長黃曉君認為，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在課餘時間感受到自己的“被需要”。

　　走進杭州市錢江外國語實驗學校，同學們就像進入了一個真實版的“模擬人生”遊戲空間，可以體驗不同的社會職業。這是學校從2023年3月開始打造的“學校即社會”校園活動場景，通過不斷探索，形成了基於職業體驗的校園生活應用型空間，目前已有15家“公司”，200多個學生崗位。“生活應用型空間正在撬動學習變革，並逐步實現了從‘批量生産’模式走向‘個性發展’模式，讓每一個學生都能享受到自身發展所需的量身定制的學習服務。”校長趙骎説。

　　在空間和環境打造上，安全、舒適、宜學、智慧是其中的關鍵詞。比如，西湖區教育局為全區78所中小學的95間舞蹈教室安裝地暖；余杭區教育局鼓勵轄區學校與社區組織等合作開展“10分鐘兒童關護圈”……

　　“兒童友好學校是學校教育觀和兒童觀的科學體現，它不僅僅是一種制度和標準，也是杭州對學生參與權和表達權的最大尊重。”作為標準的制定者之一，蔣鋒説，目前，杭州已評選出兩批共70所杭州市兒童友好學校，覆蓋了全市13個區、縣（市），“到2025年，目標建成杭州市兒童友好學校100所。”

　　在杭州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金衛國看來，兒童友好學校建立在浙江省現代化學校的基礎上，既是提升‘課間10分鐘’幸福感的杭州成果，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教育在城市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牽涉到千家萬戶，在建設兒童友好城市的大背景下，杭州市教育局發展兒童友好學校，是抓住了教育高品質發展的關鍵要素。”

　　“這些創造的空間和帶動的制度管理，如果真正落實了，會帶動一代人的教育觀念，從而極大地提升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金衛國説，“兒童教育場景的標誌性成果，也是一座城市的核心吸引力。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理念，將為杭州這座千萬人口城市的未來發展提供助力，讓更多人才和企業能夠安心地在杭州紮根生活。”

來源： 浙江日報    | 撰稿：張彧 張夢月 李睿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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