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西元前6世紀，釋迦牟尼在印度創立佛教。約在西元前30年左右，佛教開始傳入中國。
宗教是人類文化發展的一種結果，宗教的出現又對人類的文化産生深刻的影響，佛教也不例外。佛教傳入中國後，在發展演化過程中不斷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主要是儒、道，思想文化的影響)，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進一步演化成中國化佛教， 即形成人們稱之為的中國佛教。同時， 當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之後，又反過來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産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隋唐以後，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傳統詩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佛教産生了重要影響。反之，佛教也對中國傳統詩歌帶來了重要影響，這種相互影響的結果，以至在東晉以後出現詩僧和禪詩。
詩人和僧人的交往及相互影響
中國古代的詩歌， 自東晉之後便與佛教發生了密切關係。魏晉期間出現了“玄言詩”。這種詩以玄想、清淡為基調。但自西晉以後， 由於綺麗詩風的興起， “玄言詩”一度銷聲匿跡。但時隔不久， 以佛教般若學的流行傳佈為契機， “玄言詩”又得到重生，至東晉得一時繁榮， 出現了許多著名文人和“玄言詩”詩人，如許詢、王羲之等都與名僧支遁交遊。
進入南北朝後，詩風發生了變化， 兩晉之“玄言詩”逐漸為“山水詩”所代替。 “山水詩”集大成者當推晉宋之際的謝靈運 (西元385—433)。謝在詩歌方面成就卓著。其擅長影物刻畫，字句雕琢，喜用典故，注重形式，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傳誦的名篇佳句。 (讀者可參閱 《漢魏六朝詩選》)謝靈運不僅是一位“山水詩人”，同時也是一位推崇佛教之學士。這就使得佛教與謝靈運産生雙向影響。謝認為“六經典文，本在濟俗之沿身。必求性靈真奧， 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謝靈運對於佛教的經典和文理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詣。在中國佛教史上，謝以參與改譯《大般涅—經》為“南本”而著名。謝在詩歌方面，將佛理與山水相結合，開一代詩風，如代表作五言詩《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雙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到了唐代，中國古代詩歌進入了鼎盛時期，唐代詩苑中，百花競放，奇才輩出。而唐代佛教也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期，天臺、華嚴、唯識、禪宗皆為名盛一時的四大‘宗派， 玄奘、法藏、惠能等各為一代宗師。這一時期，佛教對詩歌的影響也不斷力口深。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孟浩然、柳宗元等一代詩聖大家，也都佛緣甚深。李白有“宴坐寂不動，大千如毫發”之句;杜甫有“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之咏;白居易中年皈依佛教， 以“香山居士”自許。在唐代詩人中，崇佛最甚者當推王維。王維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優受教”于道光法師。五維尤其推崇佛教史上的維摩詰居士， 自取號“摩詰”。唐代另一位著名文學家詩人柳宗元也崇信佛教，柳宗元“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柳宗元曾長期寄居佛寺，與許多僧人有交往，且常以詩文與僧人酬唱應對，併為許多僧人撰寫墓碑銘文。
在宋代，詩人與名僧相交遊並留下了很多的趣聞軼事，最著者當屬蘇東坡。有一次，蘇東坡欲拜訪佛印禪師，拜訪前先寫信給禪師，要佛印禪師如趙州禪師迎接趙王那樣迎接他。趙州禪師迎接趙王是禪史上一段有名的傳説。據傳趙王很尊崇趙州禪師，便上山參拜禪師，禪師不但沒出門迎接，而且睡在床上不起來，並對趙王説： “對不起，出家人素食，力氣不足，加之我已年老，所以才睡在床上見你。”趙王不但沒責怪禪師，而且回去之後即派人送禮給禪師，禪師聞訊，趕忙從床上起來，披上袈裟，到門口去迎接。門人對禪師此舉感到莫名其妙，便問禪師：“剛才趙王採時，你睡在床上迎接他，他的部下來了，你反而到門口去迎接，這是什麼道理?”趙州禪師説： “你們不懂，我接待上賓是躺在床上，以本來面目相見;次一等的客人就坐起來相見;再次一等的客人，就取世間俗套出門迎接。”蘇東坡要佛印禪師接趙王那樣迎接他，亦即要佛印禪師以上賓之禮迎接他。但是， 當蘇東坡快到寺院時，老遠就看到佛印禪師在門口迎接他。蘇東坡便嘲笑佛印禪師道行沒趙州禪師高遠，禪師便回教了一偈， 日： “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意謂趙州禪師不起床之接，是不謙恭而非道行高遠，而我到門口來接你亦非離開禪床， 因為整個大千世界都是禪床。佛印禪師的回答使蘇東坡很是嘆服。
蘇東坡少年就接觸佛教，涉入佛教時間很長，交遊的僧人很多， 受佛教的影響很大，這主要與家庭環境有關。因蘇東坡的父親蘇洵 (歷史上有名的“三蘇”之一)涉入佛教頗深，與名僧多有交往。蘇東坡的母親也篤信佛教。
蘇東坡所結交的僧人當中，以禪師、師僧為多，交誼很深，特別是到了晚年，對禪表現出特別的興趣，即謂“久參白足知禪味”説明他即好參禪且“知禪味”，並常把這種“禪味”融入詩中，寫出許多富有佛理的傳世佳句，諸如“溪聲儘是廣長舌， 山色無非潔凈身”，“回頭自關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等等。
蘇東坡之後，詩人文士中與僧交往並崇信佛教者代有其人，如元朝的宋濂、明朝的李贄、清朝的龔自珍等等，都是一些在詩文上有相當造詣，而思想上因與僧交往深受佛教、特別是深受禪學影響的著名詩人。
詩僧與禪詩
佛教與詩多有相通之處，原因有二：其一，就體裁而言，佛教典籍主要分為“長行”和“偈頌”。所謂“長行”，即用散文體直接敘述佛教教義， 因文句較長，故得名“長·行”。所謂“偈頌”，即以帶韻之短句，重宣“長行”的內容或獨立宣講佛理。前者稱“重頌”、 “應頌”，後者稱“諷頌”、 “孤起頌”。 “偈頌”體制嚴格，節律固定，類似中國古代之律詩。所以，佛教傳入中國後，不少僧人常常以“偈頌”的形式來改造詩，或以偈為詩。唐代以後，偈詩有時很難做嚴格的區分。正如唐僧拾得所説： “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仔細。”
其二， 自六朝之後，中土之詩人與名僧常郊遊，互酬唱，使得許多名僧“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之就”，因而在中國詩壇上出現了一批詩僧。這種詩僧自唐以後很多，並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有重要一席。其中，著名的詩僧有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貫休等，而王梵志有“通玄學士”之稱，其詩“或咏歌至道，或嗟嘆凡速，或但釋義，或唯勵行，或尼羅諸教”，包羅甚廣。其內容多以宣揚佛教因果業報、勸人為善的思想為主，也有對世態炎涼、人間冷暖的描寫與諷刺，帶有很濃厚的道德箴言和世態風俗畫的性質。在此舉其一二：如《吾富有錢時》一詩日： “吾富有錢時，婦兒看我好。若吾脫衣裳，與我疊袍襖。吾出經求去，送吾即上道。將錢入舍來，見吾滿面笑。繞吾白鴿旋，恰是鸚鵡鳥。邂逅暫時貧，看吾即貌哨。人有七貧時，七富互相報。圖財不顧人，且看來時道。”該詩以通俗的語言，凝練的筆觸，把世事人性與金錢的關係揭露得淋漓盡致，並且運用佛理，警告那些只顧貪圖錢財的不義之徒擔心來世的報應。王梵志的另一首詩也很耐人尋味，詩日： “城外土饅頭，稻草在城裏。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該詩可謂通俗詩中之佳品，一直為後人所稱頌。
寒山、拾得與王梵志一樣，同為唐代著名詩僧。寒山因長期住于天台山寒岩而得名;拾得本為孤兒，相傳為天台山和尚封幹拾于路旁，故名。寒山，拾得常郊遊于山間林下，吟詩作偈，為後人留下許多詩篇。他們的詩明淺如話，通俗易懂，除宣説佛理外，也描寫世態人情， 山水景物。詩風幽冷，別具境界。如寒山詩《杳杳寒山道》曰日：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淅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王梵志與寒山、拾得的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即平淡質樸， 自然灑脫，謂之“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這種詩風對後來者王安石、蘇東坡、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唐代還有一比丘尼，是作禪理詩之高手。他的《尋春》詩日：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 歸來笑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該詩以極其生動形象的比喻，宣揚禪學南宗的思想，亦即學道求法，不可離開自身、 自心而四處尋覓。重要的是要領悟“此心此體本來是佛”，通過“明心見睦”，即可發現自我之“本來面目”。這種禪詩對後世的詩作影響極大。
及至晚唐，名僧釋貫休更是蜚聲于詩壇。釋貫休之詩擅長景物描寫，于自然景物中流露出盎然禪機。例如《春晚書山家屋壁》：“柴門寂寂黍飯馨， 山家煙火春雨晴。庭花濛濛水泠泠，小兒啼索樹上鶯。”
此詩意在寫晚春山家景象。但詩既不寫人，也不寫情，單寫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五代時的布袋和尚，是寫通俗禪理之高手，如描寫農夫插田的小詩， 日：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心地清凈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此詩雖是寫農夫插秧的情景，但其“低頭見天”、 “心地清凈”、“退步向前”則深含佛理禪機。
趙宋一代，也有許多著名詩僧，前面談及的與蘇東坡郊遊的佛印禪師便是突出的一個。在此錄其一小詩： “一樹春風有兩般，南枝向暖北枝寒。現前一段兩來意，一片西飛一片東。”此詩深含佛教“物我一如”的思想，意謂一切諸法都是因緣而起的，都是真如實相的體現。
唐宋二代，在中國詩壇上出現了一批思想深刻、才華橫溢的詩僧。他們的詩，往往信手拈來， 自然灑脫，言淺意深，別具境界，對當時的詩人、詩風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再之，自唐一代，佛教盛隆，五代兩宗，禪宗流行。許多文人詩客紛紛學佛參禪，把自己所學之佛理，所參之禪趣，融入自己的詩文之中。所以，唐宋可謂禪詩盛行。如禪詩高手蘇東坡的代表作《琴詩》雲：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該詩的特點便是引佛理、禪意入詩中，令人讀後深有感悟。
唐代王維的許多詩作亦有此特點。如《終南別業》詩日：“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該詩以自在安閒的筆調表達了自己厭世好道、優遊山水、隨遇而安的心態。王維的許多詩都深含佛理禪趣，從表面上看，他所寫的多是“蒼山”、 “日色”、 “青松”、 “翠竹”、 “鳥啼”、 “花笑”、 “流水”、 “鐘聲”……實際上所表現的多是一個圓滿自在、和諧空靈的“真如”境界。
禪對詩的影響，除了表現為許多詩人創作了大量禪詩外，還表現在後期的禪風對唐宋以後的詩風産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僧人的詩偈運用的語言透徹·灑脫、生動活潑、精明簡要，更是對當時的詩歌創作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禪師們説偈悟道的方式，為詩人們打開了吟風弄月，尋詩覓句的新路。
總之，詩與禪的相互關係，從方法和內容看，主要是禪對詩的滲透和影響，從形式上看，則禪偈受詩的影響極大。正如元好問(1190—1257，金代著名詩人、詩詞家)所言： “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來源：中國民族宗教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