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眾多結構性難題和極其複雜的內外部經濟挑戰，2016年需要更有針對性、更加適度和更為精準的政策應對。建議採取雙“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是需求與供給雙管齊下。既要從需求側促進需求增長，也要從供給側消除過剩産能，改善供給的有效性。二是總量與結構雙管齊下。總量政策儘管重要，但也存在政策邊際效果遞減問題和力度是否合理問題。未來更加需要“精準滴灌”；同時加快結構調整步伐，減輕總量調控壓力。具體對策建議如下。

　　第一，實施更有力度的積極財政政策。從實施目標和領域來看，全國財政支出預算增長中應有結構性的考慮，新增部分應主要投向“促轉型”、“調結構”重點支援的領域。在方法上，加大財政赤字、財政支出與減稅降費同時並舉，尤其要減輕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負擔。一是促轉型和調結構應成為財政支出擴大的重點。加大力度發揮財政補貼對消費的杠桿效應，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增長，推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産業的財政資金支援，助力“雙創”企業和小微企業成長。二是實施更有力的減稅降費。在融資成本依然偏高和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的情況下，進一步降低稅費成本應該成為減輕企業負擔的重要手段。建議2016年我國減稅3000億元左右。進一步降低民營企業、雙創企業、小微企業的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稅負，通過稅收引導戰略性新興産業、“製造業2025”加快發展，對於網際網路+企業可加大稅收扶持。在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的同時，還應規範涉企收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費用負擔。從需求側來看，當下有必要推行結構性減稅，個人所得稅總額佔比在結構優化中應適當下調。三是深化改革保障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力度。積極推進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股權結構改革，通過釋放非金融類資本和金融類資本，每年增加財政可用資金約1.5萬億元。2016年財政赤字額度可以適度加大，赤字率可擴大至2.8%-3%，財政赤字達2.1萬億元左右。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股權結構改革將提供充足的財政資金來源，而財政赤字擴大則可以創造減稅空間。還應通過稅制改革拓展中長期財政資金來源，推進財政體制改革來提升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第二，貨幣政策應兼顧好三方面平衡，總體趨向穩定。一是貨幣政策助力穩增長需要將杠桿率控制在合理水準。2014年末我國M2與GDP比值已達1.93，預計五年後可能達到2.3。從前瞻控風險考慮，貨幣政策需要控制杠桿率的進一步上升。二是兼顧控制資産泡沫和防通脹的需要。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可能吹大類似房地産、股票等資産價格泡沫，增加風險隱患。在流動性充裕、利率水準明顯回落和政策鬆綁的條件下，北上廣深和部分二線城市房價已經明顯上漲。近期廣義貨幣和狹義貨幣增速明顯提升，尤其是M1大幅上行，值得關注。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資産泡沫和消費領域通脹，貨幣政策需要前瞻性地控制貨幣增速。三是兼顧資本流動和匯率水準基本穩定的需要。在經濟增長持續下行條件下，市場容易形成貨幣貶值預期和資本流出壓力。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資本賬戶開放程度逐步提高，尤其是在美國即將加息的背景下，資本階段性流出和貨幣貶值風險必須重點關注。考慮到上述三方面需要兼顧的平衡，貨幣政策寬鬆程度需要謹慎把握，在兼顧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同時，還要考慮降杠桿、防通脹等方面需求。畢竟當前經濟增速下滑是去産能和調結構必經的陣痛階段，並且很大程度上還受全球經濟低迷等外部因素影響，增長仍運作在合理區間。而貨幣政策總量鬆動已經達到一定的力度。積極的財政政策相對於寬鬆的貨幣政策擁有更好的針對性，可更直接地産生效應。再者，當前PPI連續下行，不僅僅是國內産能過剩和需求弱的表現，國際能源供需失衡帶來的輸入性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不僅不一定能緩解PPI下行趨勢，反而可能增加物價和資産價格的上行壓力。而結構性工具“精準定位”的優勢可以進一步靈活發揮。常規工具中，降準相對於降息空間更大。但由於目前市場資金整體情況相對寬裕，未來降準主要是承擔應對跨境資金凈流出情況下外匯佔款降低形成基礎貨幣缺口壓力的任務。總之，當前貨幣政策更多的應起到支援保障作用，不宜過度寬鬆，避免超調。

　　第三，房地産政策調整應雙管齊下。房地産政策可從擴需求和促投資兩個方向調整。在需求端，繼續解除不必要的限制，減輕購房者負擔，促進合理購房需求順利釋放。一是降低商貸首付比例，非限購城市首套房商貸首付比例可進一步下調至20%。二是降低二手房交易稅費。今年涉及交易稅費減免的僅為營業稅，而契稅和個稅政策仍存在滯後之處。如契稅和個稅“唯一”的劃分標準與當前支援改善性需求的出發點尚不相一致，並且個稅“滿5年”的標準可與“滿2年”相配套。三是調整公積金政策。公積金政策在貸款額度上還有鬆動空間。目前多數城市的家庭公積金最高貸款額度還在80萬元以下，若地方公積金管理中心餘額充足，可通過提高公積金貸款額度上限來刺激需求入市。在供給端，應加大重點城市的土地供應，優化住房用地結構，減少囤地現象。積極推動對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産投資，以改善這些城市供應吃緊的狀況，防止房價上漲過快。作為保障性住房供給主體的地方政府可通過收購商品房作為保障房，既有利於消化商品房庫存，也可以解決保障房房源問題，一舉兩得。

　　第四，政府作用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加速“去過剩産能”。自2009年國務院下發關於抑制部分行業産能過剩和重復建設的38號文以來，去産能儘管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總體上效果難言理想，産能過剩問題未得到根本改觀。企業及地方政府觀望者居多，主動壓降産能者少。現實表明，在中國，過剩産能主要依靠市場力量自發實現出清並不現實，政府作用與市場調節兩隻手必須結合起來。一方面，應積極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有關部門對於産能過剩重點行業的處置應有頂層設計，綜合行業特點、區域分佈平衡、企業運作情況等因素制定關停並轉名單，並組織加以推動。對於被關停企業，也不能簡單地一關了之，地方政府應提供適當的財政補貼，中央財政加以支援，做好職工安置、技能培訓等善後工作。另一方面，還應鼓勵過剩産能企業相互間開展市場化的兼併收購。在此過程中，國家應給予必要的貸款貼息政策，而商業銀行也可通過提供並購貸款、並購債承銷及相應的過橋貸款、顧問諮詢等金融服務予以支援。

　　第五，激發各方投資活力。一是繼續加大各級財政對公共基礎設施等固定資産項目的投資力度，推動重大建設項目加快實施；有效發揮下調部分固定資産項目資本金比例等政策效用，提高各類主體的投資能力，增加實際投資規模。二是建立健全盤活財政存量資金的約束與激勵機制，加強財政支出預算執行管理，確保重點項目資金按時到位，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三是在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的同時，繼續支援地方融資平臺轉型改制後的市場化融資，確保棚改等在建項目後續融資，保障基礎設施投入資金來源。四是加快向民間資本開放更多投資領域，引導民間資本投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加緊完善公私合營（PPP）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扶持體系，規範項目實施與風險管控機制，有效促進PPP和特許經營等創新模式對社會資本的投資帶動。五是進一步推動財政與金融的深化合作，以各類引導基金和融資支援基金為切入點，充分發揮各類金融機構的資金優勢和項目優勢，共同推進穩增長各項舉措的實際落實。

　　第六，多措並舉，加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處置。為助力去産能和調結構，建議通過以下措施加大力度處置不良貸款。一是充分運用重組手段，加快化解潛在業務風險。完善信貸風險應對機制，在銀行同業間、銀行政府間建立協調溝通機制，形成合力，共同應對經濟下行期的企業經營風險。鼓勵銀行對風險貸款，特別是潛在風險業務，積極採取重組手段予以化解，實現政銀企的多方共贏。對重組貸款在風險分類上的限制性規定進行調整和完善。二是積極拓展不良資産處置思路，加快處置速度。近年來國內法律法規環境趨於完善，監管部門監管能力和商業銀行經營規範程度顯著提升，投行、信託、保險、會計、法律等仲介機構服務能力和水準也有明顯提高，有效利用這些渠道將為拓寬商業銀行不良資産清收處置思路提供有力保障。三是用好用活現有撥備資源，適當放寬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撥備的目的就是應對風險損失。綜合考慮當前風險暴露的實際情況，可適當放寬對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的監管要求；也可以針對各家商業銀行業務特點、貸款品質、風險管理水準的不同情況，分別設置個性化的監管標準，鼓勵銀行用好用活現有撥備資源，有效控制不良增長。四是拓寬交易市場主體，推動不良資産轉讓。隨著不良資産轉讓業務日趨成熟，不良資産批量轉讓的買方市場已經顯現。建議通過逐步拓寬不良資産批量轉讓的交易主體範圍，平衡市場供求關係，充分運用市場機制，更好地盤活存量不良資産。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劉學智、劉濤、夏丹、陳冀、汪偉、許文兵參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