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麗娜

　　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刊載一篇題為《世行將死，IMF命運如何？》的文章，作者薩爾貢·尼森為佈雷頓森林項目的IMF與金融項目經理。他直言，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誕生為世界銀行寫好了訃告。

　　毋庸諱言，中國人看到這樣的觀點難以認同，尤其是了解和關注亞投行的人士想必不會高興。把亞投行與世行説成零和博弈，正是中國明確反對的。眼下，中國正在努力把亞投行等近年來新提出的國際倡議建設成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有益補充。但不論中國怎樣説，西方世界總是不乏如尼森這樣的看法。反過來，中國也不得不為此做出應對。

　　從經濟視角看，一個中國倡議被世界熱議和廣泛參與後反作用於中國，最終再影響到中國的決策，這個特殊的迴圈不僅僅是個案，而是日益普遍。可以説，這體現出中國經濟對外部環境的溢出與溢回的雙向流動效應。筆者認為，這一新現象非常值得深究。

　　長期以來，“外部環境”被當作一個重要變數，是討論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人們通常對外部環境的理解是世界經濟，或者説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情況和政策走向對中國經濟會産生哪些影響。隨著中國經濟體量日增，對外部的影響力不斷增大，中國經濟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變化。除了“溢出效應”，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現象是中國經濟的“溢回效應”。

　　説到“溢回效應”，要先從“溢出效應”談起。所謂“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通常是指重要經濟體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這個經濟詞彙主要是近年來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的姊妹機構最先使用而逐漸受到關注的。

　　2011年，IMF首次發佈《溢出效應報告》，分析世界上五大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經濟體（簡稱S5，包括：中國、歐元區、日本、美國和英國）的經濟政策對其夥伴經濟體的影響。

　　IMF當年之所以推出這個報告，其動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端于美國後，幾大經濟體紛紛出臺危機應對之策，尤其是美國，作為頭號經濟體，在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政策通道中採取大規模措施，其中著名的量化寬鬆（QE），甫一齣臺，備受爭議，被國際上解讀為“開閘放水”，新興經濟體尤其深受衝擊。於是，在各方建議下，IMF決定撰寫溢出效應報告評估影響。當然，僅評估美國一國，美國人不會願意。博弈的結果是創造了“S5”這個世界經濟中的新詞彙，中國也首次被作為全球最主要經濟體之一，與其他四個擁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的經濟體受到同類評估。

　　在IMF看來，考察溢出效應主要是從宏觀經濟政策上，其中的貨幣渠道尤其明顯。去年7月，IMF發佈的《溢出效應報告》指出，以英美兩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或將最先開啟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其能否確保平穩退出量化寬鬆對全球至關重要。

　　而自危機以來，新興經濟體增速並未獲得全面提振，IMF認為這或將通過貿易、大宗商品價格、全球金融體系等渠道産生“回溢效應”（spill back）。

　　IMF特別指出，在五大經濟體當中，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的“對流浪潮”之中，一邊是發達經濟體復蘇影響週邊，另一邊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影響全球。就貿易而言，中國增速放緩將使發達經濟體平均損失0.15個百分點的增速，這甚至大於對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其中，日本所受影響最為嚴重，主要由於兩國的貿易聯繫十分緊密。

　　需指出的是，IMF所指的“回溢效應”與筆者所指的“溢回效應”有所不同。IMF關注的是中國經濟變化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而筆者所關注的是，中國自身為應對世界經濟出臺的政策，反過來又對自身産生的影響。這不僅包括貿易、投資、金融、大宗商品等可測可量的經貿和貨幣渠道，即好量化的因素（tangible factors），而且包括新理念、新倡議等新創造的全球公共産品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尤其是，中國理念對世界經濟未來的影響，這些屬於不好量化的因素（intangible factors）。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説，沒有人知道未來究竟是何模樣，要想知道未來，我們只能自己創造。在世界經濟圖景中，這種把理念變成現實的能力只有少數大型經濟體才具備。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加強對S5的溢出效應研究，加強對中國自身政策溢回效應的研究，顯得尤其重要。

　　儘管有下行壓力，中國經濟仍是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增長動力源。中國提出許多新的經濟政策，如一帶一路、網際網路+、中國製造2025……受到海外的中國經濟觀察者的密切關注。海外希望分享中國的增長紅利，並對此做出應對之策。

　　反觀之，站在中國的視角，這些經過海外反饋回流的政策反映，到底會對我們自身産生哪些影響，我們又當如何再應對。關於中國經濟“溢回效應”的研究有很多值得探究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