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視野

　　●“取之於民”時會發生“稅收痛苦”，如何降低這種痛苦，關係到稅制的結構狀態。

　　●稅收體系裏的具體成本，可分成徵管成本和遵從成本，涉及“收”與“付”雙方。如果從徵管成本來説，實際上涉及到整個公權體系的綜合成本，並不只是稅收部門的運作成本。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制度，其關鍵因素是十八大以後明確認可的“稅收法定”原則。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賈康

　　稅收總體來説，要解決政府履行職能“錢從哪來”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錢從哪來”後邊當然跟著的是“用到哪去”。在現代文明語境裏，現代社會任何經濟體的官方，都會認可稅收必須“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雖然任何主體都不否定“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理念，但並不等於現實中可以相對順利地把理念和實際對接。進而在實際生活裏面，可以舉出以下幾個值得討論的具體問題。

　　第一，“取之於民”時會發生“稅收痛苦”，如何降低這種痛苦，關係到稅制的結構狀態。在稅收和徵收環節上，它一定表現為一種利益讓渡。這種利益讓渡帶來的是在徵繳環節上發生的“稅收痛苦”感受，需要優化處理。比如説，直接稅和間接稅的總體結構，當前仍明顯地跟不上時代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逐漸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其內涵邏輯就是要總體優化稅制結構，通過稅制結構的可塑性推進改革，來降低總體社會的“稅收痛苦”。學術分析可以證明，在宏觀稅負既定的假設條件下，社會成員總體的“稅收痛苦”程度會與間接稅的比重成正比，而與直接稅的比重成反比。到了一定發展階段，稅制改革必須順應這一原理，並回應公眾訴求，以優化稅制結構。

　　第二，“用之於民”時的支出不是與“取之於民”時的收入一一對應的。因為稅收除了有給政府籌集收入、履行服務公眾和管理社會職能的作用之外，還必須伴隨另外一種職能，那就是要合理地行使收入調節功能，發揮再分配的作用。這裡面尤其是直接稅會明顯成為再分配的政策工具，所以稅收制度必然要在其優化設計和運作裏面考慮“抽肥補瘦”，其所對應的包括個人所得稅，典型特徵是超額累進徵收，還有遺産和贈與稅等。對這種“抽肥補瘦”功能絕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剩下的問題就是怎麼合理、動態地優化這種“抽肥補瘦”的機制設計。

　　第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也必然有其運作成本。稅收的不可避免性質是由來已久的，早在古羅馬的時期就流行“惟有死亡和稅收兩者無可回避”之説。現實生活中，人類社會是分成國家的，有國家必有稅收，而稅收又必然有成本，原理上不可能為零成本，但是要盡可能地降低成本，才能最好地體現“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宗旨和原則。稅收體系裏的具體成本，學術上可分成徵管成本和遵從成本，涉及“收”與“付”雙方。怎樣使之最小化？如果從徵管成本來説，實際上涉及到整個公權體系的綜合成本，並不只是稅收部門的運作成本。如果公權體系是高效率的，就不必多徵稅來維持後邊龐大體系運作，反之則多徵稅必不可免，實在徵不上來就會更多擠佔民生凈支出的部分。所以這個廣義的稅收徵管成本聯通行政成本。由此可知，要使稅的徵管成本、行政成本、綜合成本最小化，政府的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的機構改革是必須的命題。

　　第四，“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制度建設必須全面法治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點。“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總體來説應形成規範的公共選擇，其關鍵的制度因素是什麼？是十八大以後明確認可的“稅收法定”原則。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最高權力機構和立法機構，但實事求是地説，人大立法的客觀需要和實際作為方面，還是存在明顯差距。現在國家治理現代化所推崇的制度建設，已經到了十八屆四中全會表述為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化，理念和邏輯是清楚的，但做起來還是有難度。

　　第五，“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績效追求。近年來，已經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人民大眾納稅人意識上升，要求政府徵稅、用稅公開透明，並提升績效。政府近年來在稅收透明度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積極努力，但其公開透明和績效水準仍顯滯後，這方面理念和現實的差距也是明顯的。如果説政府牽頭、全民參與的制度建設過程，不能在透明和績效方面有讓公眾日趨認可的進步，而一味要求公眾誠信納稅的話，那麼這樣一種誠信納稅文化的培育其實是缺乏對應因素的。上述兩方面必然相輔相成，共同推進。

　　總體來説，在稅收問題上，不能簡單用“少數服從多數”來處理。如那樣就太簡單了：碰到的所有稅制問題來個全民公決，馬上就有結果——那麼很可能現在對個人所得稅做個全民公決的結果，就是多數人認為取消這個稅最好，房地産稅更不用説。但走向現代國家、現代社會，建立有現代文明特徵的現代稅制，不可能以這種方式處理公共資源配置和利益調節的規則、制度問題。我們必須把制度文明、公民素質、專業理性、社會和諧、公權體系善治等要素綜合在一起，通過規範的立法過程，形成“最大公約數”，把各種利益集團的訴求盡可能地、最大包容性地給予規則確認。這些道理都要融入“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改革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