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禁止一個車種的上路，與《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根據道路情況，採取必要交通措施”的原意相差很大。這已經涉及對公民財産實施“管制性徵收”，應該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據報道，近日北京市交管局發佈通告：自4月11日起，長安街及其延長線等10條道路除自行車外，禁止“電動自行車”等非機動車通行。

　　首先，北京這次對電動自行車“限行”和深圳等城市的徹底“禁行”（僅對個別行業採取“白名單”準入）之間，有很大區別，不應混為一談。

　　一些城市通過地方立法搞“禁摩”“禁電”，認為其上位法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條：“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根據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體情況，可以對機動車、非機動車、行人採取疏導、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但是，也有法律學者認為，第三十九條提出“禁行”的前提是根據“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體情況”，應該是一種臨時性、有針對性的調控手段，比如在一些路段上對電動自行車搞限行。但是，對電動自行車整個車種搞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禁絕”，顯然超出了立法本意。

　　大家知道《立法法》剛剛修訂，為了杜絕地方法規、規章的“任性”，新《立法法》明確了“不得減損公民權利原則”：“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依據，地方政府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權利。”

　　除了立法許可權的形式要件之外，中國著名的行政法專家、清華大學教授余淩雲認為，“禁電動自行車”還應符合行政法的“比例性原則”的實質正義要件：一者，從“必要性”角度説，在可供選擇的諸種行政手段中，政府應採取對相對人“干預程度最低”的手段，而徑直採取全面禁行的措施，“以禁代管”值得商榷。二者，政府對電動自行車的規制，道路安全不是“唯一目的”，還應兼顧其他社會利益。

　　現在，電動車確實有種種問題，不遵守交通規則，橫衝直撞，這需要相關部門加強執法和監管，加大對違法電動車的處罰力度，不過，以剝奪路權的方式進行管制，則值得商榷。

　　治理電動自行車，需要關口前移，儘早解決電動自行車的國家標準以及是否屬於“機動車”的問題。

　　電動車之所以屢屢成為交通整治“首當其衝”的對象，是因為其出身就存在法律灰色地帶。1999年的老《國家標準》規定，電動自行車最高車速不大於20km/h、整車重量不大於40kg；按這個標準，中國95%的電動自行車是超標的。而很多“超標車”的速度、危險程度已經超過了摩托車，但還是作為“非機動車”，不用上牌照、不用考駕照、不用買保險、搶佔非機動車道，成為城市交通的毒瘤，這也是深圳等城市嚴厲整治電動車的原因。

　　所以，當務之急是厘清電動自行車、電動摩托車和摩托車的標準，不同車輛應匹配不同的路權和責任（包括駕照、強制保險等責任），不能讓一些速度極快的“大塊頭”搶佔了非機動車的路權，又不承擔機動車相應的責任；更不能對與快遞等民生行業息息相關的電動車一刀切地加以“禁絕”。

　　問題出在電動自行車的國家標準和路權匹配上，簡而言之是“管理問題”，所以城市管理部門不宜搞“以禁代管”，而是必須關口前移，把問題解決在工廠和車管所裏。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