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人民代表大會，您想聽到什麼？您想説些什麼？您想感受什麼？和不少代表委員交流，各行各業，各有所思。但是對有些事關全局的問題，常常都有著共同的關注。比如，黨中央提出事關千萬貧困農民的“精準扶貧”。

　　作為一個常年奔波在科技戰線上的記者，回望國家扶貧歷史，讓我想起了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的國家科委提出的“科技扶貧”，還有為了使億萬農民邁上小康道路的“星火計劃”。

　　可以這麼説，今天黨中央提出的精準扶貧，就是當年科技扶貧的昇華版。看到在許多貧困地區，各級領導跋山涉水走村串戶，先要精準地尋找和統計到底有多少貧困戶。每家貧困的原因也不一樣，扶貧不能對症下藥，還談何精準。今天農民的貧困，和30年前農民的貧困有所不同。那時的貧困農民，如果能夠得到少許的政府支援，安排較為簡單的科技項目，因地制宜搞點適合當地的種養殖項目，那麼很快就可以解決溫飽……有些地方因為脫貧較快，個別幹部還不捨得一下子摘掉貧困地區的“帽子”；為了得到國家的扶貧支援，甚至還鬧出想方設法保住貧困縣帽子的笑話。據説，有個並不太貧困的山區縣千方百計地爭取到了貧困縣的指標，達到目的後興高采烈地拉起了橫幅：“熱烈慶祝我縣成為國家級貧困縣！”

　　30多年後的今天，按照年收入1300元以下的貧困線，我國還有8000多萬貧困線以下的農民。但是，今天貧困地區的農民，和30年前也不盡相同。那時，農村有兩億多青年農民進城務工，在農村留守的大都是老弱婦幼。還按照原來的辦法扶貧，就很難奏效了。有了精準的調研，精準的對象，就要設計精準的方案，採取精準的措施。從原先單家獨戶的扶貧，要變為集體抱團的努力；由粗放式的簡單項目，到集約式的精準規劃；由原先單純農村農業的資源安排，到城鄉結合農工商旅結合的資源整合；由原來全家困守死活與共的家庭結構，到現在輕壯年外出打工家人分散的家庭結構……

　　於是，我們看到了精準扶貧的新模式、新方法、新探索、新局面。同時，也感受到新時期的扶貧，還需要國家政府和相關扶貧機構，應該出臺對應新形勢的新政策、新資源、新標準。對此，我曾專門採訪了一些代表委員，並到粵北等貧困地區，到科技部門對口的扶貧地區調研。科技部門除了派出得力的幹部擔任當地市縣的科技副職外（這也是當年科技扶貧的一條成功經驗），還進一步深入鄉村派出駐村幹部，面對面手把手地開展精準扶貧。一位幾年前從部隊轉業到廣東省科技廳的年輕幹部許小傑，三年前被派到了東源縣燈塔鎮下圍村擔任駐村幹部。他和其他扶貧幹部一道，經過多方努力面向市場，引進企業，找出了一條具有造血功能的産業幫扶之路，50多名貧困農民從事種植、採摘、運輸。三年過去了，下圍村貧困戶每人平均純收入達11000元，脫貧率達到100%；村集體經濟年收入從2012年的不足3萬元上升到12萬元；46戶低收入住房困難戶改建全部完成……前不久，許小傑悄悄地告訴我：“大哥，我被評上優秀駐村幹部啦！”我也悄悄地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人民大會堂裏的代表委員們！

　　從崎嶇坎坷的山區小路，到人民大會堂的大紅地毯；從貧困孩子的啼饑號寒，到代表委員的大聲疾呼；從一村一家的脫貧，到剷除窮根的精準；從泱泱大國的富強，到不準一人的貧苦……

　　想到這些，我就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