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年到了。河南臨潁縣呂莊村，8歲的任文落和同村小夥伴放學後有了新去處：“糖果計劃”留守兒童藝術中心。他們找到座位，邊寫當天作業，邊等老師給他們上美術課。

　　呂莊的絕大多數孩子都是留守兒童。在剛剛過去的暑假，任文落還是沒能見到在廣州打工的爸爸和在鄭州打工的媽媽。但愛好美術的她找到了暑假的“色彩”。整個假期，“糖果計劃”公益組織發起人謝北思帶著孩子們為村莊的房子“上色”，任文落被孩子們公認畫得最好。“我們無法改變孩子父母不在身邊的狀態，索性讓孩子們專注一些高興的事情。”謝北思希望孩子們親手繪就的房子，能讓他們感到“家鄉很漂亮”。

　　在屢屢被留守兒童生存困境的消息刺痛時，“謝北思”們通過一抹色彩，傳達出社會的溫情。而對這個6000多萬的龐大群體，僅僅關注是不夠的。怎樣匯聚更多力量為他們做些什麼？該怎麼做？特別是，怎麼給他們一個能在心靈中永駐的“家”？

　　留守兒童問題，誰才是第一責任人？

　　陜西涇陽縣，當地家庭教育指導中心副主任孫宏建講了件至今仍覺得扎心的事。前不久，他帶著50多個留守孩子去江蘇昆山見父母。近在咫尺，卻有一位家長以工作忙、走不開為由，一直沒見孩子。“那個孩子非常傷心。”

　　當社會高度關注這些孩子的時候，家長——他們的第一監護人——到底該怎麼承擔這個第一責任，討論得卻並不充分。

　　“把孩子送過去了父母都不見，到底哪出了問題？”孫宏建的困惑，並非個案。記者在陜西、貴州、江西、福建等地採訪留守兒童狀況時，屢屢看到、聽到類似故事。

　　“留守兒童是人們家庭觀念缺失的表現之一，但這個問題長期被忽視。”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樓宇烈説。

　　新華網一份近千人填寫的留守兒童調查問卷結果顯示，關於“造成‘留守兒童’現象的原因”，74％的人選擇“父母出於經濟原因離開家鄉”，選擇“隨遷子女異地入學難”、“中小城鎮缺乏就業機會”、“戶籍改革進程緩慢”分別佔60％、55％和50％，認為“父母缺乏家庭觀念”僅佔21.6％。針對留守兒童的“第一責任人”，58.2％的人認為是“父母”，35％的人認為是“政府”。

　　一位在廣州務工的留守兒童的父親無奈表示，在家鄉賺得少只好出來。但接孩子來城市生活不僅成本高，而且諸如異地上學等問題不能解決，所以只能將孩子放在老家給爺爺奶奶撫養。

　　“這背後有廣泛認同的社會背景，一些隱性問題不容回避。”樓宇烈説，“一些家長沒有意識到自己才是養育子女的‘第一責任人’，覺得把孩子給老人、親戚、學校、政府來養是理所應當的。這是留守兒童現象背後需要重視的本源性問題之一。”

　　就像二代農民工和一代相比，出現很多新特點。現在一些留守兒童的父母，漸漸具有迥異於傳統父母的表現。

　　“勸也勸不回來。我年紀大了，不知道還能帶多久，以後娃兒可怎麼辦啊。”陜西涇陽縣橋底鎮留守兒童小雪（化名）的姥姥李康秀很發愁，“娃的父母在新疆務工十幾年，雖然日子過得很一般，但已經習慣了當地生活，也有了自己的圈子。他們也想娃，但不會輕易回來。”

　　很多背井離鄉的父母，最初都是帶著“掙錢養家”的原始衝動遠離家鄉，但“遊子忘歸”，卻不完全出於經濟考量。

　　接受採訪的一些專家認為，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離鄉離土、人口遷移帶來社會結構和內在機理的深刻變化。反映在留守兒童家長身上，就是過於專注物質追求、形成並習慣新的人際交往圈子，某種程度上衝擊了基本家庭觀念，帶來生而不教、老無所養等一系列問題。

　　“就像有些人認為給爸媽錢花就是盡孝一樣，有些留守兒童的父母認為寄錢回去，讓孩子在老家住上更好的房子、過上更好的日子，就是盡到父母責任。其實不然。”樓宇烈説。

　　留守兒童在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成長階段，得不到切身的關愛，是成長中無法彌補的重大缺憾。

　　“生而不教會給社會帶來一系列問題。這其實不僅在農村，城市也是如此。”樓宇烈認為，“現在已經到了重構家庭，讓家庭觀念回歸的時候了。”

　　親情缺位，誰來補位？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教育局團委書記祁翠琴每次看望完留守兒童後，都感到深深的擔憂。“這些孩子明顯早熟，不願意和人交流，而且心態複雜，有的甚至在私底下議論誰看望時帶來的錢和玩具多，以及錢該怎麼分。”她覺得這歸因于家庭關愛和教育的缺失，孩子們從小在患得患失中成長。

　　親情缺位，誰來補位？新華網調查數據顯示，80.5％的人不認為留守兒童遭遇的親情缺失能通過其他方面的撫慰來彌補。

　　讓父母和留守兒童在一起，當然是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最美滿的結果。但受限于現實的各種原因，要實現這一點，或許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

　　孩子的成長不能等待，我們現在能為他們做什麼？

　　在河南臨潁縣讓孩子們用畫筆畫家鄉的謝北思，還會在課間打開“小雨點”廣播——由另一位公益人士劉新宇製作的面向留守兒童的廣播節目。優美的音樂、成長的故事在各個教室裏回蕩，孩子們在畫畫、做手工之餘駐足聆聽。“我管這叫心靈陪伴。”劉新宇説。

　　“越來越多的學校和社區成立了留守兒童活動室、關愛室，也開始有了心理輔導老師，一些地方還有一對一的‘愛心媽媽’。這些都是新嘗試。”福建省建寧縣婦聯主席虞美娥説，政府近年來在政策和措施上大量向農村傾斜，社會各界也做了不少努力。

　　雖然有些專家認為，“代理家長”代理不了親情，只是實現形式上的補位。但他們承認，這能起到一定作用。

　　“如果孩子能得到所處環境的關愛，就能彌補一部分親情缺失。儘管這比早期就滿足他的親情需求，要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兒童教育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文利説。

　　多方人士還建議，在現階段，對留守兒童成長過程中的親情缺失、監護缺失等問題，政府應該在政策導向和資金支援等方面，為外出父母與子女親情互動、對子女加強成長監護等創造條件。

　　不讓貧困代際傳承，親情呢？

　　因為發生了4個留守兒童服農藥死亡事件，貴州畢節市田坎鄉農民有了更多思考。照看著3個孫子的村民黃良興説：“管好娃娃，家長要承擔主要責任。政府和社會最多就是幫助解決困難，無法替代家長對小孩的關心照顧。”

　　在北京郊區一處書院，外來務工人員張國霞和愛人把兒子從湖北老家帶過來，送到書院讀書。為此她辭去每月4000元左右的家政工作，到書院做後勤工作。

　　“雖然現在收入少了些，把孩子帶在身邊開銷更大，也更累些，但陪伴孩子長大，讓他得到更好的教育，再苦再累都高興。”張國霞麻利地在餐廳收拾著東西，言談間流露出親子共處的幸福感。

　　劉文利説：“孩子在人生早期被父母或最直接撫養人關愛，這种經歷和體驗，有助於他以後學會愛和以什麼方式愛，建立起愛他人的情感交流方式。”

　　樓宇烈説，“絕大部分留守兒童的父母選擇外出務工，不想讓貧困傳遞到下一代身上。但他們沒想到的是，精神方面的貧困卻可能代際傳遞”。

　　新華網調查顯示，有91.2％的人認為留守兒童現象會造成親情淡漠，有74％的人認為這種淡漠會在代際間傳播。

　　“10年後，這些留守兒童也會結婚生子。都説不能讓貧困在代際間傳播，那親情呢？”樓宇烈説。

　　長久以來，政府部門、社會各界主要從孩子本身來著手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越來越被證實需要“兩條腿”走路。專家和相關人士認為，從現在開始，既要做好留守兒童本身的工作，也要做好父母的工作，為父母與孩子團聚創造條件。

　　“首先要讓家長有回歸家庭的意識。”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區婦聯幹部楊心欣認為，現階段起要轉變外出務工人員的家庭教育觀念。通過宣傳、培訓、學生家長會等方式，對留守兒童家長和監護人實施再教育再學習，扭轉長期以來存在的“重生輕教”“重物質輕精神”等觀念。

　　多位基層人士建議，對帶著子女進城的農民工父母，政府應給予適當的生活補貼，儘量保障廉租房等基本生活設施，並儘快消除子女入學、戶籍等制度性障礙；對返鄉農民工，政府應優先安排就業，同時對困難戶給予更多補助和關愛。（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