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群體悲劇不斷

　　小城畢節頻上頭條

　　■特約記者 程喆

　　3年前的冷雨夜，貴州畢節七星關區，5個留守兒童躲進垃圾箱生火取暖，全部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當時的畢節市領導痛心疾首，採取了很多應對措施，但悲劇並沒有停止發生，接二連三夭折的留守兒童讓“畢節”廣為人知。而畢節作為中國鄉鎮的一個縮影，讓人不得不審視兒童權益保護這一變得沉重的話題。

　　畢節之“劫” 為何又是它？

　　畢節，又是畢節。繼今年6月9日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的4名留守兒童服農藥自殺事件後，僅僅兩個月，畢節又發生了一起未成年人在家中遇害的悲劇。

　　經過貴州省納雍縣警方證實，8月4日被發現遇害的2名未成年人姐弟（姐姐15歲，弟弟12歲）死亡案件已告破，犯罪嫌疑人張某殺人的動機是因為一些瑣事與被害人發生了口角，自己情緒失控而將兩名受害人殺害。

　　有關死者的身份，從目前公開的資訊看，尚未有權威部門“一錘定音”的回應。一方面，媒體頻頻提及兩姐弟是留守兒童，另一方面當地通報中“父親外出”內容較為含糊。畢節的悲劇遠不止這些。今年5月5日，貴州省畢節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七星關區田壩鎮先進小學校長楊某性侵6名留守幼女案一審宣判，以強姦罪、猥褻兒童罪判處楊某死刑。

　　從5名流浪兒童垃圾箱烤火中毒死亡，到4名留守兒童集體服用農藥死亡，再到2名“父親外出”的兒童在家被害身亡，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這些未成年每人平均脫離于父母的監護之外。

　　一味苛責畢節是不公平的。在全國範圍內，留守兒童的悲劇時有發生，只是人們對畢節有足夠的新聞敏感性，畢節也就成了討論留守兒童相關問題的而一個範本。

　　土地留不住人

　　有人將留守兒童發生的悲劇歸結于貧窮，因為貧窮，將家長捆綁在土地上已經不能維持全家人的生活，所以需要進城打工；而若進城還要帶著孩子，則會加重經濟負擔，所以將孩子留在村裏，交給鄰居、親戚看管，或是大孩子帶著小孩子。

　　畢節這幾年城市規模迅速擴大，城鄉結合部的農村不斷消失，貧富差距也非常明顯。“十一五”期間，畢節的GDP和財政總收入分別從281億元、45億元增加到745億元和180億元，在全省經濟發展綜合測評的排名由2007年的第七上升到連續兩年排名第一。可是，按照年每人平均收入2300元的扶貧標準，全市還有貧困人口250.05萬，佔全省貧困人口的21.76%。

　　共青團畢節市委曾作過一次全面的統計，全市有18萬名外出打工人員，因父母雙雙外出打工而留在家裏的留守兒童有164608名，佔適齡入學兒童的10.6%。

　　來自全國婦聯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已達6102.55萬人，相當於全國每5個孩子就有一個是留守兒童，其中獨居留守兒童達205.7萬人。這些沒有關愛和保護的孩子被淩辱、被脅迫犯罪、被強姦猥褻，甚至死於各種原因，一點也不難理解。

　　責任之問 不僅僅是貧窮

　　不過，將所有悲劇都歸因于貧窮，未免太過於簡單。

　　在畢節市七星關區的4名留守兒童服用農藥自殺事件中，雖然當時的具體情形現在已經無從知曉，但據新華社報道，七星關區區委宣傳部負責人曾表示，孩子家中有1000多斤玉米，幾十斤臘肉，甚至還有3000多元存款，以此澄清“兒童自殺是因為生活困難”的傳言。事實上，從媒體在現場發回的報道看，四兄妹家蓋了兩層小樓，不像是貧困之家。

　　每次出事，就有一批官員被懲罰。“流浪兒垃圾桶內中毒身亡”後，七星關區政府宣佈，2名官員已被免職，另外3名官員已被停職檢查。事發後被處理的官員中，從分管區長到小學校長，教育系統人員佔了一半；而在被處理的當地官員中，民政系統人員佔據了另外的“半壁江山”。“四兄妹自殺”事件發生後，又有教育部、黨委、學校等官員被處分。

　　而且，畢節的兒童在垃圾桶取暖喪生事件後，畢節政府就承諾每年提取市、縣(自治縣、區)行政事業公用經費的8%設立留守兒童關愛基金，3年累積下來，應有1.7億元。

　　可是，為何在每次悲劇發生後、領導被處分後，依然不能找到更為有效的救助辦法？為何總是在一陣風潮過後，又會陷入無休止的迴圈？

　　老師愛莫能助

　　在救助留守兒童的民間組織看來，留守兒童需要的是愛和陪伴，而不是金錢。政府和志願者或許能幫助孩子的功課和讓他們獲得足夠的食物及衣服，但不太能考慮到他們的情感需求。所以，在“四兄妹自殺”案件中，輿論中有一種不同的聲音是，悲劇是老大性格孤僻導致的。

　　新華網刊文稱，村民們普遍反映，4兄妹前些年遭受過很嚴重的家庭暴力，導致“性格很孤僻”。老大以前曾有過輕生的行為，但並未引起重視。

　　據《三聯生活週刊》報道，在“流浪兒垃圾桶內中毒身亡”事件中，當地一名記者此前採訪過他們，年紀最小的一個孩子是這樣説的：“不想回家，媽媽已經嫁人了，回家要被爸爸打，他一喝酒就打我，有時候把我按在地上打，我真的不想回家，只要你們叫他接我，我就要逃跑。”

　　其實，孩子身上表現出來的種種問題，其根源大多是家庭教育的問題。而學校卻無法給他們提供成長中真正需要的關注。畢竟，學校教育的主要職能是對學生進行知識和技能的培養，老師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即便老師再如何燃燒自我、照亮學生，這一點燭火也不足以滿足孩子對於家庭溫暖的渴求。

　　留守兒童的心理和情感“貧困程度”有時比物質貧困更需要關注。“父母在遠方，身邊無爹娘，讀書無人管，心裏悶得慌，安全無保障，生活沒希望。”這則流傳在民間的順口溜，是對當前一些留守兒童生存現狀的形象反映。

　　與此同時，作為直接監護人，當前家長監護意識的缺失使留守兒童的生存困境更加凸顯。

　　政府鞭長莫及

　　在“流浪兒垃圾桶內中毒身亡”一案中，很多人詫異的是，這幾個孩子輟學了，學校和政府管不了嗎？

　　《三聯生活週刊》文章稱，在畢節，如果學生不到校，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屬於“包保”對象，負責對學生追查；如果去家裏三番五次動員仍然追不到，就上報鎮政府，由政府下複學通知書。所謂複學通知，就是下一個通知書給家長，請家長在規定的時間內送子女入學。按照現有的管理體系，在上學問題上，學校、家長和政府形成了一個三級保障網。但現在的問題是，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溝通渠道並不順暢，政府的監管和職責則無法有效落實。

　　而將孩子送往救助站，也存在現實的困難。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之後，以前強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改為現在自願性的救助，有時遇到救助對象不配合，民政部門也是無可奈何的。對於孩子而言，救助站不自由、規矩多，生硬的救助反而讓他們産生反感。

　　可見，在悲劇發生前，家長的失職、老師的處境和政府的缺位，都是這條鎖鏈上的一環。也許每一個環節大家都盡了一點力，可還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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