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世界能源格局悄然變化，已經到了足以重塑21世紀地緣政治形勢的新階段。我國如何才能洞析世界能源格局變化，把握好國際合作契機，不僅僅關係到我國在世界能源治理體系中的地位，也將會大大推進國際能源新治理體系的形成。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在接受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2016年的G20峰會將是達成國際能源治理的重要時間點。中國“ 一帶一路 ”的倡議、美國的頁巖氣革命、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以及烏克蘭危機引起的俄羅斯變局，是撬動國際能源治理體系重組的四大新變數。

　　王文認為，中國的“ 一帶一路”倡議是撬動國際能源治理體系重組的四大新變數之首。2015年3月中國政府出臺“ 一帶一路”規劃，希望通過從政策、設施、貿易、金融、民心五大領域齊頭並進，加強歐亞大陸的互聯互通，推動中國經濟的進一步開放和可持續發展。從能源治理的角度看，這五大領域可以整合為金融體系、基建網路、區域治理這三個抓手，實際上就是通過能源金融、油氣管網、輸電走廊、能源通道、多邊能源合作平臺等基建與渠道，重新塑造全球能源新格局。可以這樣説，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新興經濟體，正在成為世界能源消費量增長的主要來源。

　　與此同時，美國頁巖氣革命的持續推進，正在降低美國對中東能源的依賴，2014年，美國已成為能源出口國，中東需尋求新的買家，這再次加劇了能源供應格局的改變，全球能源市場重心東移向亞洲。

　　而烏克蘭危機的不斷加深，美歐對俄羅斯實施金融與能源制裁的持續發酵，使俄羅斯財政雪上加霜，能源産量受挫，能源項目面臨困境，俄羅斯逐步將能源發展中心轉移向亞洲。由此也能看出，世界新能源格局重心東移的趨勢已越來越明顯。

　　但我們應該看到，中亞、俄羅斯和亞太等國家的能源金融制度並不完善，在油氣貿易本幣結算、能源定價上都缺乏話語權。這就需要從能源資源投資、全球能源定價、人民幣國際化等角度，重新建立成熟的能源金融體系，把能源上中下游領域的能源開發中心、加工煉化中心和市場中心整合在一起，塑造符合新興經濟體未來的能源金融體系。

　　對此，王文指出，建立能源金融體系的最終目標是要透過透明度高、具競爭力和監管有效的全球能源市場，共同維持能源市場穩定，而這樣的體系和市場需要能源合作和完善能源治理原則等來支援。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採訪時則認為，在宏觀層面上，能源之所以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點合作領域，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的事實。第一，“頁巖革命”使美國在本世紀能源尤其是油氣開發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並對全球油氣産業鏈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一帶一路”沿線也是全球油氣資源富集地之一，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推進，有利於我國佈局未來以技術創新為先導的能源産業，提升我國在全球能源市場上的話語權。

　　第二，從國內來看，“一帶一路”主要指向優勢技術出口、資源獲取、開拓戰略縱深和強化國家安全等戰略問題。我國油氣對外依存度較高，現在這些資源主要通過海路進入中國，且進口渠道較為單一，而中國與其他重要資源國的合作還不夠穩固。在此現狀下，“一帶一路”新增大量有效的陸路進口通道，對於資源獲取的多樣化十分重要。

　　第三，能源尤其是油氣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國際金融緊密相連的，因此“一帶一路”中的能源合作戰略也和人民幣國際化密切相關。長期以來，油氣貿易一直以美元計價和結算，因為美國對中東石油的需求量巨大，同時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也需要借助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國際政治影響力來維持中東秩序的相對穩定。

　　同時，王義桅強調，頁巖氣革命已經使美國一躍成為世界油氣生産大國，能源自給率大幅提高。對美國而言，中東石油的戰略地位急劇下降，甚至未來美國從中東事務中完全抽身也不無可能。在這種變化及預期下，中東國家急需身為中東石油最大進口國的中國來接替美國。同時，中國也需要借助與中東國家日趨緊密的油氣及其他領域的投資貿易合作，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綜上所述，由於上合組織成員國均在“一帶一路”範圍內，區域內國家出於彼此的能源互補性與維護地區安全的強烈需求，加強能源合作是必然選擇。因此，未來在上合組織框架下建立統一的能源合作機制的可能性大大增強。

　　“當然，亞洲能源金融體系的重組，不可能單方面完成。需要非亞洲區域的大國合作與協調，也需要國際能源署、國際能源憲章等國際組織的支援。新興國際需要有一個表達利益訴求平臺，而發達國家需要保持在能源市場上的基本利益，國際市場則需要維持一個自由競爭的規則。這些複雜的悖論都是G20領導人需要討論的觸碰點，也是重新塑造國際能源新治理體系的重要契機。”王文認為，這個契機的最好載體是中國正在推進的“一帶一路”政策倡議，最好時間點是2016年的G20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