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唐燁

　　近期公佈的中國經濟上半年數據搶眼，不僅國內生産總值同比增長7%，仍在合理區間，而且經濟運作呈現出增長、物價、就業、收入、環保多重目標健康發展態勢。下半年經濟能否延續上半年走勢，成為關注焦點。

　　近期公佈的中國經濟上半年數據搶眼，不僅國內生産總值同比增長7%，仍在合理區間，而且經濟運作呈現出增長、物價、就業、收入、環保多重目標健康發展態勢。下半年經濟能否延續上半年走勢，成為關注焦點。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項目課題組聚集了來自宏觀經濟、公共政策、勞動力經濟學、房地産經濟學、金融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17位經濟學家，經過數月研究，日前發佈了《2015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中報告》。報告認為，從中長期看，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未來5年到8年內有望繼續保持在7%以上； 但短期內經濟下行的壓力仍舊存在，經濟趨穩向好的基礎待夯實，為了確保完成全年預期目標，今年下半年穩增長政策還需進一步加碼。

　　潛在增長率有望保持70%以上

　　“即使拋開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設方面帶來的紅利，單從勞動力、資本以及全要素生産率等方面看，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有望在未來5到8年內保持在7%以上。”一上來，課題組首席專家、上海財大經濟學院特聘教授黃曉東就亮出這樣相對樂觀的觀點。

　　潛在經濟增長率是這兩年中外經濟學家們觀察中國經濟一個重要且較新的維度。所謂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一國經濟所生産的最大産品和勞務總量的增長率，或者説一國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經濟學家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探究非常重要。因為一旦潛在經濟增長率出現嚴重下滑，可能就意味著無論短期政策如何發力，都很難拉動經濟的進一步上行。因此，只有將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問題搞清楚，才能對當前經濟走勢做到“成竹在胸”，政策制定才能“有的放矢”。

　　當前有種輿論認為，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已經出現嚴重下滑。報告分析了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率最重要的三個因素，認為對潛在經濟增長率明顯放緩的擔憂未免誇大其詞。

　　先看勞動力。“如果政策得當，中國有望形成高品質人力資本驅動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黃曉東解釋説，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以及勞動參與率的下滑，造成傳統的人口紅利面臨衰退，這是事實，但其對經濟增長的拖累有限。課題組估計，即使未來5年至8年間就業人口以每年0.6%的幅度遞減，拖累到2022年的潛在增長率，也只是降0.7%左右。而政府通過增加教育投資、增加受教育年限帶來的人力資本增加，會部分彌補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課題組建議，中國將免費國民義務教育從9年增加到12年，可抵消20年間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啟動以解決戶籍和土地制度問題為關鍵的城市化進程、大規模開展民工技能培訓，其所帶來的勞動力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的轉移，將是一種勞動力結構的優化調整，從而有望形成高品質人力資本驅動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再看資本方面。黃曉東説，中國近幾年資本回報的下降，固然是邊際收益遞減的內在規律，但很大部分原因是投資結構方面由製造業向基礎設施的轉移。

　　基礎設施投資的特點是回收期長，但是其正外部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擴大。如“高鐵”，對單位勞動生産率的提升就非常明顯。目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路網基礎設施依然短缺，同時環保和節能降耗的投資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新增需求，對於現有製造業過剩産能的化解和輸出也有一定作用。

　　最後看全要素生産率。“全要素生産率其實體現了一種將資本和勞動有機組合使用資源的能力，有賴於技術進步、技術效率、企業治理結構、管理體制創新等方面，要求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既要重量又要重質。”黃曉東説，目前中國的全要素生産率大概還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還有很大的提升和增長空間。

　　課題組認為，由要素驅動轉向效率乃至創新驅動的結構性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産率方面最有效的手段。中國過去20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所推行的結構性市場化改革以及21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全要素生産率大幅提升。本屆中央領導集體和政府上任以來，對於轉型驅動的結構性改革也有所籌劃，已經形成了改革的強大潛在勢能。

　　經濟回穩基礎還需鞏固

　　從長期看，潛在經濟增長率固然沒有問題；但短期內，我國面臨的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存在，經濟回穩的基礎也還需進一步鞏固。

　　課題組認為，經濟下行壓力來自國際、國內兩個方面。

　　從國際看，世界經濟復蘇緩慢，不確定性有增無減。“雖然美國開始逐步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但依然謹慎的私人消費對我國出口的提振程度存在不確定性。另外，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加息預期進一步加強，外部金融條件將進一步收緊，資本流動的波動性亦將增大，由此引起的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也可能對國內的金融穩定産生一定影響。歐元區經濟體深受希臘債務危機的困擾，本來就復蘇緩慢的經濟面臨巨大的下行風險。而日本以及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形勢並未呈現明顯好轉。”黃曉東這樣分析。7月1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再次對促進進出口穩定增長的政策措施進行部署，可見來自外部的壓力是政府的主要擔憂之處。

　　從國內看，目前我國正處於“三期”疊加的關鍵時期，經濟運作中的“兩難”問題增多，新舊動力的轉換也在進行之中，新動力還難以對衝傳統動力下降的影響。例如，儘管基礎設施投資加速增長帶動投資增長，但是製造業投資和房地産投資還在減速，地方政府和企業債務、産能過剩等老問題仍將壓制投資回升； 第三産業增速加快，上半年對GDP貢獻提高到4個百分點，但由於資本市場向好，其中金融業對 GDP 的拉動作用佔到1.3至1.4個百分點，而6月中下旬以來股票市場出現調整，交易金額大幅萎縮，這可能導致下半年金融業增速回落，進而影響到消費、投資等領域。

　　下半年政策選擇要加碼

　　鋻於當前經濟增長動力和下行壓力並存，課題組建議，下半年穩增長政策的力度不宜放鬆，甚至可以考慮適度增加。而後兩個季度經濟增長能否繼續趨穩向好，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下一步的政策選擇是否給力。

　　課題組對下半年政策選擇提出具體建議：為了實現政策執行效果，可通過“定向”財政政策與“定向”貨幣政策相結合的方式，促使投資有效流向實體經濟。黃曉東解釋説，這個政策選擇一定是“定向”的。因降準而釋放的流動性，在實際中並沒有完全流入實體經濟。因此，下一步釋放流動性時，“定向”很重要。

　　黃曉東此前在美聯儲擔任過高級經濟學家與經濟顧問，對美聯儲貨幣政策使用非常熟悉。他舉例説，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美聯儲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採用的就是“定向”注入的方式。比如針對大學生發放貸款、針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等等，這樣才能讓貨幣真正進入需要資金的實體經濟中。中國經濟目前遠遠沒有到需要大量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的程度，但美聯儲這種“定向”注入流動性的思路可以借鑒。

　　課題組認為，幾個可以“定向”注入流動性的方向，應該被政府關注。在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方面，以PPP等創新融資模式大力吸收民間資本、提高公共資金效率的方式來推動新一代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城鄉管網升級改造、城際鐵路、新一代網際網路以及教育、醫療、文化基礎設施等。“但如果確定要推行這些刺激政策，實施過程中需要高度警惕短期刺激政策的後遺症和防範不良債務的積累。”黃曉東提醒。

　　從中期看，課題組建議，加快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借助海外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一帶一路”地區覆蓋GDP總量約全球1/3，且近五年GDP平均增速為4.7%，每人平均GDP與中國相近。我國已經開始逐漸側重與“一帶一路”主要國家的貿易往來，中國貿易出口結構中，與東南亞、印度和俄羅斯這些“一帶一路”中主要國家的貿易佔比已從2005年的12%提升至去年的15%。出口數據體現得更為明顯，從2005年的10%提升至去年的16%。課題組初步估計，未來10年，“一帶一路”的出口占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成為中國主要貿易和投資夥伴，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總投資規模有望達到1.6萬億美元。

　　更重要的是，要在改革創新中釋放新紅利，通過拓展新需求，做大新亮點，培育新動能，形成穩增長的強大合力。課題組認為，中國經濟改革下一步的方向應該是讓國有經濟發揮重要作用，促進非國有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提高經濟領域的自由度和競爭度。從長期看，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轉變，依然要靠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大繁榮，包括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要素的作用不可或缺。只是不能再過多地依靠規模投入，而要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深化，使土地、勞動力、資本這三大基本要素在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的驅動下自由流動、優化組合，進而實現效率提升和創新激活。”黃曉東説。